教育机构预收学费，市场监管局如何监管？

引言：预收费乱象下的监管之问

这几年在教育行业摸爬滚打，我见过太多“学费还没捂热，机构先没了”的糟心事。去年夏天，一位老同学愁眉苦脸地找我，说他给孩子报的英语机构突然关门，预交的三万块钱学费打了水漂，老板电话不接、门店锁门，只剩一张“内部调整”的告示贴在玻璃门上。这种场景，对市场监管人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从早教机构到学科辅导，从职业技能培训到艺术兴趣班，“预收学费、关门跑路”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时不时就在教育行业炸开，让家长血汗钱打水漂，也让市场秩序一片狼藉。说到底，教育机构预收学费，本是为了缓解经营压力、锁定生源的正常商业行为，可一旦缺乏有效监管，就容易演变成“空手套白狼”的套路。那么，市场监管局作为市场秩序的“守夜人”，到底该如何出手监管，才能既保障消费者权益，又不扼杀行业活力？这事儿，值得我们好好掰扯掰扯。

其实，教育机构预收费的问题，远比“跑路”两个字复杂得多。你看，现在教育机构收费模式五花八门：有的是按学期收费，有的是按课时收费，有的是打包“保过班”收费，还有的干脆推出“年卡”“终身卡”的噱头。收费金额动辄上万，甚至几十万，而服务周期却可能长达几年。这种“先收钱、后服务”的模式，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机构手里攥着大笔资金，家长却只能凭着一纸合同和口头承诺赌未来。更麻烦的是，教育机构往往涉及教育、人社、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过去常常出现“谁都管、谁都不管”的监管真空。直到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教育部、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才明确要求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应全部进入本机构培训收费专用账户，并通过银行托管、风险保证金等方式加强监管。但话说回来，政策有了，执行起来却道阻且长——不同地区监管尺度不一、机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家长维权成本高……这些问题，都考验着市场监管的智慧和韧性。

作为在财税行业混了近20年的“老兵”，我见过太多机构因为预收费管理混乱栽跟头。有家做职业培训的机构，老板把预收学费挪去投资房地产，结果项目失败，学费窟窿填不上，最后不仅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还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了局子。还有更“聪明”的机构，用“新学员学费补老学员退款”的庞氏骗局维持运营，直到资金链断裂才暴露。这些案例背后，暴露出的不仅是机构的道德风险，更是监管体系的漏洞。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市场监管局在教育机构预收费监管上，到底能做些什么？又该怎么做？从法规制度到具体手段，从源头防控到事后追责，咱们一条条捋清楚。

法规先行：明确监管红线

要想管好教育机构预收费，首先得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在教育行业尤其适用。市场监管的第一步，就是用清晰的法规划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让机构知道红线在哪里，让家长知道权益怎么保。目前，涉及教育机构预收费的法规体系，其实已经搭起了框架，但关键在于如何细化落地，让“长牙”的法规真正发挥作用。

从国家层面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这条直接针对教育机构常见的“一经概不退费”“最终解释权归机构所有”等霸王条款。去年我们处理过一个案子，某培训机构在合同里写“开课3天后退费扣除50%手续费”，结果家长开课第二天就因孩子生病退费，机构拒不退还剩余费用。我们依据《消法》第二十六条，认定该条款无效，责令机构全额退款。这事儿说明，法规不是摆设，只要用得准，就能戳破机构的“霸王条款”泡沫。

再看《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虽然主要规范教育机构的办学行为，但也明确规定民办学校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办学改善，并依法接受监督。对预收费问题，教育部等部门2021年出台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培训机构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这条规定直指“长周期收费”的痛点——为啥很多机构爱推“年卡”？因为收得越久，资金沉淀越多，跑路风险越大。但现实中，不少机构通过“拆分合同”“变相收费”规避监管，比如把一年期的课程拆成两个半年期合同，或者以“教材费”“服务费”名义额外收费。这就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加强对合同内容的审查，看是否存在“拆分收费”“捆绑收费”等违规行为。

地方层面，不少省市也出台了更细化的监管办法。比如北京规定，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须全部进入托管账户，托管账户资金余额不得低于平均每月学费的1.5倍；上海要求培训机构收费实行“一课一消”，即完成相应教学环节后才能划转对应资金。这些地方细则，让监管有了更具体的操作指南。但问题在于，不同地区政策尺度不一，可能导致“监管洼地”——有些机构会跑到监管宽松的地区注册，再向其他地区开展业务。这就需要市场监管总局牵头，推动全国范围内监管标准的统一，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当然，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常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规，如果执行不到位，就是一纸空文。去年我们开展教育机构预收费专项检查时，发现某连锁培训机构在多个城市的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开设托管账户，而是将学费直接转入总公司账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仅要处罚该机构，还要约谈总公司负责人，要求限期整改，并对全国门店进行排查。这种“抓典型、促整改”的执法方式，才能让机构真正感受到法规的威慑力。

准入把关：源头防控风险

教育机构预收费的风险，很多时候从“出生”时就埋下了伏笔。有些机构本身就是“皮包公司”，没有办学资质，没有固定场地，靠着虚假宣传和低价揽客收了一笔学费就跑路；还有些机构虽然有点家底，但注册资本虚高、实际控制人信用不良，本质上就是“空壳机构”。面对这种情况，市场监管的第一道防线，就是把好“准入关”——让想干坏事的机构根本进不了市场，让有实力、有诚意的机构能安心经营。

先说“资质审查”。教育机构不同于一般商家，它涉及公共利益，必须具备相应的办学资质。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市场监管部门在注册登记时，必须要求机构提供教育部门或人社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没有这个证，一律不予登记。去年我们遇到一个案子，某公司在写字楼里搞“编程培训”，招生简章上写得天花乱坠，但就是拿不出办学许可证。我们依法对其进行了查处，并提醒家长核实资质。这事儿说明，资质审查是过滤“无良机构”的第一道筛子，必须严格把关。

再看“经营范围核定”。教育机构的经营范围必须与其办学内容一致，不能超范围经营。比如，一家做美术培训的机构，经营范围里写着“艺术培训”，却偷偷搞学科辅导收费，这就属于超范围经营。有些机构为了规避监管，还会在经营范围里写“教育咨询”“技术服务”等模糊字眼，实际却开展收费培训活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在核定时，会明确要求“教育咨询”不得包含收费培训内容，涉及收费培训的必须单独标注“XX培训”，并提醒其办理办学许可证。去年我们清理了一批“教育咨询”类市场主体，发现其中30%实际在开展收费培训，但无办学资质，对这些我们都进行了规范整改。

“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也是重要一环。教育机构前期投入大，场地租金、师资成本、设备采购都是硬支出，如果注册资本虚高、实缴不足，一旦经营出现问题，根本无力承担退款责任。我们曾遇到一家培训机构，注册资本写着500万，但实缴资本只有50万，结果开业半年就因生源不足倒闭，家长要求退款时，发现机构账户里根本没钱。后来我们通过查询银行流水，发现股东未足额出资，于是将股东列为被执行人，才追回部分退款。这件事告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联合银行、税务等部门，对教育机构的注册资本实缴情况进行核查，要求其提供验资报告或银行进账凭证，对实缴不足的，督促其限期补足，或将其纳入经营异常名录。

最后是“实际控制人信用审查”。教育机构跑路，往往和实际控制人的信用状况密切相关。如果实际控制人有失信记录、多次经营异常或被行政处罚过，那么该机构的风险就很高。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平台，查询机构股东、法定代表人的信用情况，对存在高风险的机构，加强日常监管和抽查频次。去年我们排查时发现，某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因 previous 公司欠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我们立即对其进行了约谈，要求其提供风险保证金，并限制其新增预收费额度。这种“管好人才能管好事”的思路，从源头上降低了机构跑路的风险。

资金监管：筑牢安全防线

如果说法规和准入是“防火墙”，那么资金监管就是“安全阀”——教育机构预收费的核心风险，就在于资金被挪用、侵占，所以把钱管住，就抓住了监管的“牛鼻子”。这些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资金监管上探索了不少办法，从银行托管到风险保证金，从“一课一消”到智能监控，目标只有一个：确保机构的预收学费“专款专用”，真正用在教学上，而不是被老板拿去挥霍或投资。

“银行托管”是目前最主流的资金监管方式。简单说，就是教育机构必须在银行开设专门的培训收费托管账户，家长把学费打到这个账户，而不是机构老板的个人账户或一般对公账户。银行根据教学进度和机构申请，按比例把资金划转到机构账户，比如完成30%的课程，才能划转30%的学费。这样一来，机构就无法随意动用预收费资金，大大降低了挪用风险。去年我们推动本地5家大型培训机构实行了银行托管，效果很明显——以前这些机构账户里经常有大量资金沉淀，现在托管账户资金余额稳定在月均学费的1.5倍左右，既保证了机构正常运营，又防止了资金被挪用。不过，托管也不是万能的，我们遇到过机构通过“阴阳合同”规避托管的情况，即和家长签低金额合同，实际收取高学费，把差额部分转入老板个人账户。针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必须加强对合同和收费票据的核查，确保托管资金和实际收费一致。

“风险保证金”是资金监管的重要补充。就是要求教育机构按一定比例向监管部门缴纳风险保证金，比如按月均预收费的10%缴纳，如果机构出现跑路、无法退款等情况，就用保证金优先赔付家长。我们曾处理过一个案子，某培训机构突然关门，家长集体投诉，我们查封了机构账户，发现账户资金不足以退款，于是启动了风险保证金赔付机制，一周内就把2万多元退赔金发给了12位家长。风险保证金的关键在于“应缴尽缴”和“动态管理”，有些机构会想方少缴、漏缴，我们需要定期核查其保证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及时催缴；对经营良好、无投诉的机构，可以适当降低缴纳比例，减轻其资金压力。这种“奖优罚劣”的机制，既能保障家长权益，又能激励机构合规经营。

“智能监控”是科技赋能监管的新探索。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互联网+监管”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教育机构的预收费数据，比如收费金额、课程进度、退款申请等，一旦发现异常，系统自动预警。比如，某机构短期内收费激增但课程进度缓慢，或者集中大量退款申请，系统就会标记为高风险，监管部门立即介入核查。去年我们引入了智能监控系统，对辖区内的培训机构进行实时监测，先后预警了3家可能存在资金风险的机构，我们提前约谈了负责人，督促其整改，避免了跑路事件发生。智能监控的好处是“早发现、早处置”，但前提是数据要真实、全面，这就需要培训机构按规定接入监管平台，确保数据不被篡改。

除了这些硬措施，“资金流向公示”也很重要。教育机构应该定期向家长公示预收费资金的托管情况、划转记录和使用明细，让家长钱花在了哪里看得明明白白。我们曾指导某培训机构在其公众号上开设“资金公示”专栏，每周更新托管账户余额、课程完成进度和资金划转记录，家长扫码就能查。这种透明化的方式，不仅增强了家长信任，也倒逼机构规范使用资金。当然，公示不能流于形式，市场监管部门要定期核查公示内容的真实性，对虚假公示的机构进行处罚。

合同规范：保障双方权益

教育机构和家长之间的权利义务，大多是通过合同来约定的。一份规范、公平的合同，是双方维权的“护身符”；而一份“霸王条款”满满的合同，则可能成为机构坑害家长的“工具”。市场监管部门在合同监管上的核心任务，就是“挤水分”“去霸王”，让合同真正成为平衡双方利益的“准绳”，而不是单方面的“免责声明”。

“合同必备条款”是底线要求。根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教育机构与家长签订的合同，必须明确课程名称、培训内容、课时数量、收费金额、退费规则、违约责任等核心内容。其中，“退费规则”是重中之重，必须具体、可操作，比如“开课前退费全额退款，开课后按剩余课时比例退费”“因机构原因导致课程无法继续的，按未完成课时双倍退费”。我们曾遇到一家培训机构，合同里只写了“退费按机构规定执行”，却没规定具体标准，结果家长想退费时，机构说“退50%”，双方争执不下。我们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认定该条款因“未作说明”而无效，要求机构按未完成课时比例退费。这说明，合同条款越明确，维权越容易，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合同必备条款的审查，确保“该有的都有，该细的都细”。

“格式条款审查”是监管重点。教育机构的合同大多是格式条款，即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优势是效率高，劣势是容易损害消费者权益——机构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在合同中加入“不公平、不合理”的条款。比如“因不可抗力导致课程无法继续的，机构不承担退费责任”（把自身经营风险归为不可抗力）、“家长需在课程开始后7天内提出退费申请，逾期不予受理”（限制家长退费权利）。对这些格式条款，市场监管部门要主动进行审查，发现后责令修改；拒不修改的，可以处以罚款。去年我们开展格式条款专项检查，排查了20家培训机构的合同，发现其中12家存在不公平格式条款，我们对这些机构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并修改了相关条款。这种“主动出击”的监管方式，能有效减少“霸王条款”的生存空间。

“合同备案”是加强监管的有效手段。要求教育机构将培训合同向市场监管部门备案，一方面便于监管部门掌握机构的收费和退费政策，另一方面也能在发生纠纷时提供证据。我们曾处理过一个家长投诉，说机构拒不退费，但家长手里只有合同复印件，机构不承认复印件的真实性。后来我们通过备案合同核查，发现复印件和备案文本一致，于是支持了家长的退费要求。合同备案的关键在于“动态管理”，机构如果修改合同内容，必须重新备案；监管部门也要定期抽查备案合同，看是否和实际履行情况一致。当然，备案会增加机构的工作量，但为了保障家长权益，这个“麻烦”必须得费。

“合同示范文本”是引导规范的好帮手。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联合教育部门，制定教育机构培训合同的示范文本，明确必备条款、推荐条款和禁止条款，供机构参考使用。示范文本的好处是“公平、透明”，既保护了家长权益，也避免了机构因条款不规范引发纠纷。去年我们联合教育局推出了《XX市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包含“课程安排”“退费计算方式”“违约责任”等12个附件，机构可以直接选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但不得修改示范文本中的“禁止性条款”。推出后，辖区内有60%的培训机构采用了示范文本，家长投诉量下降了30%。这说明，用“好模板”替代“烂条款”，既能规范市场，又能减少矛盾。

投诉处理：快速响应机制

教育机构预收费的纠纷，往往涉及金额不大、但人数不少，家长一旦权益受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投诉处理的速度和效果，直接影响家长对市场监管部门的信任，也关系到矛盾能否及时化解。如果投诉处理慢、推诿扯皮，小矛盾就可能变成大事件，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所以，建立“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投诉处理机制，是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职责。

“畅通投诉渠道”是前提。家长投诉，首先要“找得到地方”。目前，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渠道有很多：12315热线、12315网站、12315APP、线下投诉站点等。我们要确保这些渠道“好用、管用”，比如12315热线要保证24小时畅通，投诉网站要及时受理，线下站点要方便老年人等群体投诉。去年“双减”期间，我们增加了教育机构预收费投诉的“绿色通道”，家长拨打12315可以直接转接专人处理，平均响应时间从原来的2小时缩短到30分钟。我们还和社区合作，在居民小区设立了“教育投诉咨询点”，方便家长就近投诉。这些举措，让投诉渠道更畅通，家长维权更方便。

“快速核查处置”是关键。接到投诉后，市场监管部门要第一时间介入，核实情况、固定证据，防止机构转移财产、销毁证据。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投诉，要“快立、快办、快结”。比如家长投诉机构突然关门，我们要立即查封账户、冻结资金，防止老板把钱转走；对于家长要求退费的投诉，要核实合同约定和收费情况，如果机构确实违约，要责令其限期退款。去年我们处理过一个集体投诉，某培训机构老板失联，20多位家长要求退款，我们当天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查封了机构账户，冻结了5万元资金，并通过联系机构负责人、核实家长缴费记录等方式，在一周内完成了退款。这种“雷厉风行”的处置方式，既维护了家长权益，也震慑了不良机构。

“部门联动处置”是保障。教育机构预收费纠纷，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比如教育部门负责办学资质核查，人社部门负责职业技能培训监管，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合同和收费监管。单靠市场监管部门“单打独斗”，很难彻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比如成立“教育收费纠纷调解委员会”，由市场监管、教育、人社等部门共同参与，对复杂投诉进行联合调解。去年我们处理一个案子，某机构既搞学科辅导又搞艺术培训，家长退费时，机构以“课程由不同部门审批”为由推诿。我们启动了联动机制，教育部门核实了学科辅导资质，人社部门核实了艺术培训资质，最终认定机构存在超范围收费，责令其全额退款。部门联动的好处是“信息共享、责任共担”，避免了“踢皮球”现象。

“投诉数据运用”是提升监管效能的基础。投诉数据是市场的“晴雨表”，通过分析投诉热点、投诉机构类型、投诉原因等，我们可以发现监管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比如我们发现，某季度“退费难”投诉集中在小型培训机构，就开展了小型机构专项检查；发现“线上培训”投诉量上升，就联合网信部门加强线上培训监管。去年我们通过投诉数据分析，发现“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是投诉高发问题，于是开展了“培训价格专项检查”，查处了8家违规机构，投诉量下降了25%。这说明，投诉数据不是“数字游戏”，而是监管的“指南针”，用好这些数据，能让监管更精准、更有效。

信用监管：构建长效机制

对教育机构预收费的监管，不能只靠“运动式”检查，更要靠“长效化”制度。信用监管就是这样一种机制——通过将机构的信用状况与监管措施挂钩，让守信者“一路绿灯”，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从而引导机构自觉规范收费行为。信用监管的优势在于“成本低、效果好”，它不是简单地“一罚了之”，而是通过“信用约束”倒逼机构自律，实现“管得住、管得好”的目标。

“信用信息公示”是信用监管的基础。我们要将教育机构的资质信息、收费情况、投诉记录、行政处罚等信息，统一归集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让家长、合作伙伴等市场主体可以查询。比如，某机构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我们会在其信用记录中标注“行政处罚”，任何人在查询时都能看到这个信息。去年我们公示了50家教育机构的信用记录，其中10家有失信记录，这些机构的招生量明显下降。这说明，公示信用记录能形成“市场约束”，家长会“用脚投票”，选择信用良好的机构。当然，信用信息公示要“依法依规”，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要予以保护，避免“一刀切”公示。

“失信联合惩戒”是信用监管的“杀手锏”。对严重失信的教育机构，我们要联合教育、人社、金融等部门实施联合惩戒，比如限制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金融机构对其提高贷款利率、限制贷款额度等。去年我们处理一个案子，某培训机构因“跑路”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其法定代表人不仅不能再开新机构，还无法乘坐高铁、飞机。这种“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惩戒措施，让失信机构“痛不欲生”，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失信联合惩戒的关键在于“部门协同”，只有各部门形成合力，才能让失信者“无处遁形”。

“信用修复”是引导机构改过自新的重要途径。对失信机构，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要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机构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履行相关义务，我们可以按照规定修复其信用记录。比如，某机构因“未按规定公示收费信息”被处罚，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并完成公示，我们可以将其信用记录从“失信”调整为“守信”。去年我们帮助15家失信机构完成了信用修复，这些机构修复后，招生量逐渐恢复。信用修复的好处是“正向激励”，它让机构看到“失信不可怕，改过还能行”，从而主动规范经营。

“行业自律”是信用监管的补充。除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也很重要。我们可以引导教育机构成立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开展信用评价，对信用良好的机构给予表彰，对失信机构进行批评教育。比如，某行业协会开展了“诚信培训机构”评选活动，对获奖机构在招生宣传、合作洽谈等方面给予支持，吸引了100多家机构参与。行业自律的优势在于“贴近市场、反应灵活”，它可以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的双轮驱动。当然，行业自律要“自愿参与、公平公正”，避免“形式主义”和“利益输送”。

总结与展望：构建协同共治的监管生态

聊了这么多，其实教育机构预收费监管，不是市场监管部门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社会监督、家长参与”的协同共治。从法规制度到准入把关，从资金监管到合同规范，从投诉处理到信用监管，每一个环节都是这个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只有把这些环节串联起来，形成“闭环监管”，才能有效防范预收费风险，保障家长权益，促进教育行业健康发展。

回顾这些年的监管实践，我最大的感悟是：监管既要“严”，也要“暖”。“严”是指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不能有丝毫松懈，只有让机构感受到“疼”，才能让他们“长记性”；“暖”是指对合规经营的机构要“支持”，不能“一刀切”地限制，要给他们发展空间，让他们“有奔头”。比如，对资金管理规范、信用良好的机构，我们可以减少检查频次，让他们安心办学；对存在轻微违规的机构，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引导他们整改，而不是一罚了之。这种“严管厚爱”的监管方式，才能真正实现“管得好、服气”的目标。

未来，随着教育行业的不断发展，预收费监管也会面临新的挑战。比如，在线教育的兴起，让“跨地域收费”“虚拟课程收费”等问题更加突出；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为监管提供了新工具，但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算法监管”等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比如探索“区块链+资金监管”，让每一笔学费的流向都“可追溯、不可篡改”；建立“全国统一的预收费监管平台”，实现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协同监管。同时，也要加强对家长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比如提醒家长“不要一次性缴纳长期费用”“选择有资质的机构”“签订规范合同”等，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作为市场监管人，我们的使命就是“守护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利益”。教育机构预收费监管，虽然琐碎、复杂，但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钱袋子”，关系到孩子的教育未来，我们必须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这件事。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管理念，不断创新监管方法，构建协同共治的监管生态，就一定能把教育机构预收费这个“老大难”问题解决好，让家长放心、让机构安心、让社会满意。

加喜财税秘书见解总结

在教育机构预收费监管中，财税合规是容易被忽视的关键环节。加喜财税秘书深耕财税服务近20年，发现许多教育机构因预收费财税处理不规范埋下风险隐患——如将预收学费记入“其他应付款”未及时纳税申报，或通过个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不仅面临税务处罚，更易引发资金挪用风险。我们建议机构建立“学费台账”，明确预收收入、递延收入、已实现收入的划分，确保税务合规与资金监管同步。同时，市场监管局可联合税务部门，通过“金税四期”数据监控机构预收费开票与纳税情况，从财税端堵住监管漏洞，让预收费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