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督管理局：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如何设定？

创业路上，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之一，莫过于“股权怎么分”。前几天有个客户小李，拿着一份股权结构图来找我，三个创始人各占30%，剩下10%做股权池，信心满满地说“这样最公平”。我问他：“那如果公司需要做重大决策，你们三个意见不一致怎么办？”他愣住了——这问题他还真没想过。现实中，像小李这样的创业者不在少数，以为“平均分股权=公平”，却不知出资比例的设定，背后藏着公司控制权、股东权利、未来发展的大文章。作为在加喜财税秘书干了12年注册、14年财税的老兵，我见过太多因为出资比例没设计好，导致公司内讧、融资受阻，甚至闹上法庭的案例。今天，我们就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要求出发，聊聊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到底该怎么设定，才能既合法合规，又为公司的长远发展铺好路。

法律框架定基调

聊出资比例，首先得搞懂“法律允许怎么设”。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出资形式多样化”。但不管用什么形式，出资比例的设定必须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并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记载。这里有个关键点：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审核注册时，最关注的就是“章程中是否明确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及出资时间”。记得有个做科技开发的客户，股东A以专利技术作价200万占股40%，股东B以货币出资300万占股60%，但在章程里只写了“股东A以专利入股，股东B以货币入股”，没写具体金额和比例，结果被市场监管局打回重修，折腾了两周才搞定。所以说，法律框架是底线，章程是“出资比例的身份证”，必须清晰、无歧义。

再说说“认缴制”下的出资比例。2014年公司法修改后，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也就是说股东可以自主约定出资期限，不再强制要求在注册时立即实缴全部资本。但很多创业者有个误区：“认缴制=不用实缴=出资比例随便设”。大错特错！市场监督管理局虽然不强制实缴，但会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股东的认缴出资额和出资期限，如果公司负债，债权人完全有权要求股东在认缴范围内承担责任。我之前处理过一个案子，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股东认缴但未实缴，公司欠了供应商500万，供应商直接起诉股东，最后股东不得不按出资比例（两个股东各占50%）各自掏了250万还债。所以认缴制下，出资比例的设定更要结合自身实力，别为了“装门面”把注册资本定得过高，否则一旦公司出问题，股东可能面临“有限责任”变“无限责任”的风险。

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出资比例”和“实缴比例”可能不一致。比如股东A认缴60%，实缴30%，股东B认缴40%，实缴70%，这种情况下，分红权和表决权是按“认缴比例”还是“实缴比例”？《公司法》规定，全体股东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分红或不按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否则默认按实缴比例行使表决权，按认缴比例分红。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没特别约定，股东A虽然认缴60%，但实缴只有30%，那分红时只能按30%拿，表决权也只有30%。之前有个客户就吃过这个亏：三个股东，一个出钱多但占股少，一个出钱少但占股多，分红时按占股分，结果出钱多的股东觉得不公平，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在章程里明确“出资比例与权利义务的挂钩方式”至关重要，否则很容易扯皮。

权利义务巧平衡

出资比例的核心，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先说“权利”，最典型的就是表决权和分红权。按照《公司法》，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分红权也是同理，除非全体股东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分红，否则就按出资比例分配。这里的关键词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也就是说，出资比例≠绝对的表决权/分红权比例，股东可以通过章程约定“同股不同权”或“差异化权利分配”。比如某互联网公司，创始团队虽然只占股60%，但通过约定“创始股东享有一票否决权”或“表决权按2:1放大”，确保了控制权；再比如某合伙制企业，资金股东占股70%，但约定技术股东享有“超额分红权”，即利润超过某个基数后，技术股东可额外获得20%的分红。这些安排都合法有效，前提是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在章程中明确记载。

再说说“义务”，股东的义务主要体现在“出资责任”和“连带责任”上。出资责任好理解，就是股东必须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如果股东未按期缴纳，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连带责任则主要体现在“非货币出资”上：比如股东A以一套设备作价出资，如果该设备实际价值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我见过一个案例，某股东用一台二手打印机作价50万入股，评估时找了“自己人”盖章，结果实际价值不到10万，公司其他股东被债权人追责，不得不补足差额。所以设定非货币出资比例时，一定要找专业机构评估，别为了“凑出资额”虚高作价，否则其他股东会“躺枪”。

除了出资和连带责任，股东还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忠实义务要求股东不得利用其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比如关联交易、挪用公司资金等；勤勉义务要求股东执行公司职务时应当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虽然这两项义务与出资比例没有直接对应关系，但出资比例越高的股东，通常在公司的话语权越大，越容易利用控制地位损害小股东利益，因此法律对其忠实和勤勉义务的要求也更高。比如某公司大股东占股80%，为了让自己控股的另一家公司赚钱，高价从小股东公司采购原材料，损害了小股东利益，小股东起诉后，法院判决大股东赔偿损失。所以设定出资比例时，不能只看“谁出钱多”，还要考虑大股东是否会滥用权利，必要时可以通过章程对小股东权利进行特殊保护（比如重大事项需“全体股东同意”而非“过半数同意”）。

最后，股东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还要考虑“退出机制”。创业有风险，股东“合久必分”是常态。如果某股东想退出，其出资比例对应的股权如何处理？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还是对外转让？转让价格如何确定？这些问题如果没在章程中明确，很容易引发纠纷。之前有个客户，两个股东各占50%，经营五年后，其中一个股东想退出，另一个股东不同意，又没钱买，结果只能通过诉讼解决，耗时两年，公司业务也耽误了。所以在设定出资比例时，就要提前规划好“退出路径”，比如在章程中约定“股东离职/离婚/去世时，其股权由其他股东按届时公司净资产值优先购买”，避免“撕破脸”。

控制权是核心

对公司创始人而言，出资比例的设定，核心目标是“掌握控制权”。控制权不是简单的“占股超过50%”，而是要确保公司在重大决策上能按创始人的意图推进。这里需要了解几个关键股权控制线：67%（绝对控制权）、51%（相对控制权）、34%（重大事项否决权）、10%（临时提案权）。67%意味着可以修改公司章程、增减资、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一票通过”；51%可以决定普通事项（如选举董事、审批年度预算）；34%可以对重大事项说“不”；10%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举个例子，某创始人想保持绝对控制，可以自己占股67%，其他股东合计占33%；如果想融资稀释股权，可以设定“AB股”，即创始人股享有多倍表决权（比如1股=10票），投资人股享1股=1票，这样即使创始人持股降到20%，表决权可能仍占50%以上。

控制权的设计，不仅要看“持股比例”，还要看“表决权安排”和“一致行动人”。表决权安排刚才说了AB股，这里重点说说“一致行动人”。比如某公司有三个创始股东，A占40%，B占30%，C占30%，如果A和B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股东会上“投票意见一致”，那么A+B合计占股70%，就能形成控制权。我之前帮一个客户做股权设计时，四个创始人各占25%，通过两两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形成“2V2”的平衡结构，既避免了“一言堂”，又防止了“内斗”，效果很好。一致行动人可以是股东个人，也可以是持股平台（比如有限合伙企业，GP由创始人控制，LP由其他股东持股），通过“持股平台+GP控制”的模式，可以用较少的股权控制较多的表决权。

除了“股权控制”，还可以通过“章程控制”强化创始人的话语权。比如章程约定“董事长由创始人委派”“总经理由创始人提名”“公司对外投资、担保等事项需创始人签字同意”等。这些条款不直接改变出资比例，但能确保创始人在公司运营中的实际控制权。记得有个做教育的客户，创始人占股45%，是最大股东，但通过章程约定“公司变更主营业务、合并分立、对外投资超过100万等事项，必须经创始人同意”，相当于给创始人设置了“一票否决权”，有效防止了其他股东“瞎折腾”。章程控制是股权控制的补充，甚至有时候比股权控制更重要，因为它是“股东之间的约定”，只要不违法，法院都会认可。

最后，控制权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公司发展，股权结构会不断变化（比如融资、员工股权激励、股东退出），创始人需要动态调整出资比例和控制权安排。比如某公司在A轮融资时，创始人出让20%股权给投资人，自己持股从80%降到64%，仍保持绝对控制；B轮融资时，又出让15%股权，持股降到54.4%，仍保持相对控制；同时预留10%股权做员工激励，通过“期权池+持股平台”控制，确保创始团队对核心员工的吸引力。这种动态调整，需要创始人在设定初始出资比例时，就预留出“稀释空间”，比如不要一开始就把股权分完，保留10%-20%的股权池，为后续融资和激励做准备。

融资适配是关键

对公司而言，融资是发展的“加速器”，而出资比例的设定，直接影响融资的可行性和效率。投资人投钱，看中的不仅是“公司前景”，更是“股权结构是否合理”。如果初始股东出资比例设计得“天女散花”，比如有5个小股东各占10%，大股东占50%，投资人会觉得“股东太分散，决策效率低”；如果某个股东“一股独大”，比如创始人占90%，其他股东占10%，投资人又会担心“创始人控制权太集中，容易被‘绑架’”。所以设定出资比例时，要提前为融资“留空间”，比如创始团队合计持股不超过70%，预留20%-30%给后续投资人，10%给员工，这样的股权结构对投资人更有吸引力。

融资时，投资人通常会要求“优先清算权”、“反稀释条款”、“领售权”等特殊权利，这些权利会直接影响“出资比例对应的权利”。比如某公司融资前，创始人团队持股100%，估值1000万；融资时，投资人投200万，占股16.67%（投后估值1200万），但如果公司未来以800万估值融资（“down round”），投资人的“反稀释条款”会使其持股比例提升，稀释创始团队的持股比例。所以在设定初始出资比例时，要充分了解投资人的“条款清单”，预估未来融资可能带来的股权稀释，避免因“股权比例过低”而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我见过一个案例，某创始人初始占股80%，融资时没仔细看条款，签了“完全棘轮反稀释条款”，结果后续融资估值下降，投资人持股比例飙到50%，创始人被“踢出局”，教训深刻。

除了“股权稀释”，融资时还要考虑“估值与出资比例的匹配”。比如某公司需要融资500万，投资人愿意投500万，占股20%，这意味着公司投后估值为2500万。如果创始人团队觉得公司值3000万，可以要求投资人提高估值或减少投资额，或者通过“分期出资”“对赌协议”等方式调整。对赌协议虽然常见，但风险很高，如果业绩不达标，创始人可能需要“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导致出资比例大幅下降。所以设定出资比例时，要理性评估公司估值，别为了“拿钱”接受过高估值或苛刻对赌，否则可能“引狼入室”。之前有个客户，为了拿到投资人的钱，签了对赌协议“三年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否则创始人无偿转让10%股权”，结果第二年市场环境变化，净利润只有3000万，创始人不得不拱手让出10%股权，失去了公司控制权。

最后，融资适配还要考虑“不同轮次的股权结构设计”。天使轮时，创始人团队通常持股较高（70%-80%），投资人占10%-20%；A轮时，创始人稀释到50%-60%，投资人占20%-30%；B轮、C轮依次稀释，但创始团队要保持“相对控制”（51%以上）。同时，要预留“员工股权池”（ESOP），通常占10%-15%，通过“期权+限制性股票”激励核心员工。这种“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既能吸引投资人，又能激励团队，是成熟企业的常见做法。我之前帮一个科技公司做股权设计时，天使轮创始人占75%，投资人占15%，预留10%期权池；A轮融资后，创始人占60%，投资人占25%（老投资人跟投+新投资人），期权池扩到15%；B轮融资后，创始人占48%，投资人占37%，期权池占15%，创始人通过“AB股”保持67%的表决权，确保了控制权。

税务合规避风险

出资比例的设定，不仅要考虑“商业逻辑”，还要考虑“税务合规”。很多创业者以为“出资比例只是个数字，跟税务没关系”，其实不然，出资方式、出资时间、股权转让等环节，都可能涉及税务风险。先说“出资环节”，如果股东以非货币资产（如房产、专利、股权）出资，需要缴纳“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比如某股东以一套作价100万的房产入股，假设该房产原值50万，那么需要缴纳增值税（可能免税，看政策）、土地增值税（可能免税）、个人所得税（财产转让所得，50万*20%=10万）。如果股东是企业，还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50万*25%=12.5万）。非货币出资的税务成本往往比货币出资高，设定出资比例时，要提前测算税务成本，避免“因小失大”。

再说“股权转让环节”，如果股东想转让股权，出资比例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会涉及“个人所得税”。比如某股东出资10万，占股10%，现在以50万转让，增值40万，需要缴纳“财产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40万*20%=8万）。如果股东是企业，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40万*25%=10万）。这里的关键是“股权原值”的确定，很多股东为了少缴税，会“低报出资额”，比如实际出资10万，却写成5万，这样增值看起来少，但一旦被税务局稽查，不仅要补税，还要缴纳滞纳金和罚款。我之前处理过一个案子，某股东转让股权时，申报的股权原值是“0”，税务局通过查银行流水、公司章程等，发现其实际出资10万，要求其补缴个税8万，并处以0.5倍罚款4万，得不偿失。设定出资比例时，要确保“出资额真实、合法”，股权转让时“如实申报”，别为了省税“踩红线”。

还有“利润分配环节”，分红时，个人股东需要缴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人所得税”（20%），企业股东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比如某公司当年利润100万，个人股东占股60%，分红60万，需要缴纳个税12万；企业股东占股40%，分红40万，免企业所得税。所以如果股东是企业，通过“出资比例”获得分红，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如果是个人股东，分红成本较高，可以考虑“工资+分红”的组合，但工资要符合“合理性”原则，否则税务局会核定调整。之前有个客户，为了让个人股东少缴税，把股东工资定得特别高（比如月薪5万），但公司规模小，业务量不大，税务局认为“工资不合理”，要求调增应纳税所得额，补缴企业所得税和个税，反而增加了税负。

最后，“增资扩股”环节也可能涉及税务风险。比如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股东A占100%，现股东B以300万入股，占股25%，公司估值1200万。这里股东B的出资300万中，100万计入“实收资本”，200万计入“资本公积”。如果未来公司清算，股东A按75%分配剩余财产，股东B按25%分配。但如果股东B是“关联方”（比如股东A的亲属），税务局可能会关注“增资价格是否公允”，如果价格明显偏低，可能会核定调整，补缴税款。所以设定增资比例时，要确保“增资价格公允”，最好找专业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避免“关联交易”带来的税务风险。我见过一个案例，某公司为了给关联方“输送利益”，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增资，税务局最终核定增资价格为市场价，要求公司补缴企业所得税，并处罚款。

特殊股东需照顾

有限公司的股东，不全是“出钱出资源”的普通股东，还可能有“技术股东”、“资源股东”、“隐名股东”等特殊类型，设定出资比例时，需要对这些股东的特殊需求“区别对待”。最常见的是“技术股东”，尤其是科技型公司，技术是核心竞争力，但技术股东往往“没钱出钱”，只能以“专利、非专利技术”等入股。比如某创始人A有核心技术，但没钱，创始人B有资金，两人约定A以技术作价300万占股60%，B以货币出资200万占股40%。这里的问题在于：技术如何作价？作价高了，B觉得吃亏；作价低了，A觉得不值。技术入股的出资比例设定，最好找“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技术价值，并在章程中约定“技术验收标准”（比如专利是否有效、技术是否已应用、未来成果归属等），避免“技术水分”导致后续纠纷。我之前帮一个生物科技公司做股权设计时，技术股东以“一项专利技术”入股，评估机构评估价值500万，但投资人要求“技术必须通过中试”，否则重新作价，最后在章程里约定了“技术验收条款”，保障了各方利益。

再说说“资源股东”，有些股东可能没有资金或技术，但有“政府关系、客户资源、渠道”等，这些资源如何量化为出资比例？比如某股东C能帮公司拿到政府补贴，约定C以“资源”作价100万占股20%。这里的问题在于：资源是“不确定”的，可能拿到补贴，也可能拿不到；拿到多少，也不确定。如果直接约定固定出资比例，C可能“不作为”，公司也可能“资源落空”。所以资源股东的出资比例设定，最好采用“阶梯式”或“对赌式”，比如“拿到100万补贴，占股10%；拿到200万，占股15%”，或者“资源到位后，再以货币出资”，避免“空头支票”。之前有个客户，资源股东承诺帮公司拿到500万订单，约定占股25%，结果只拿到100万，导致其他股东觉得不公平，最后只能通过诉讼解除协议，公司业务也耽误了。

还有“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但工商登记的股东是“显名股东”。隐名股东的存在，往往是因为“政策限制”（如公务员不能经商）或“隐私考虑”。设定隐名股东的出资比例时，关键是要签好《代持协议》，明确“出资比例、分红权、表决权、股权归属、显名股东义务”等。比如隐名股东D实际出资100万，占股20%，显名股东E在工商登记占股20%，《代持协议》约定“E应将分红的80%给D，表决权按D的意见行使，D有权随时要求E将股权过户到自己或指定的人名下”。这里的风险是“显名股东擅自处分股权”（比如E把股权卖了或抵押了），所以隐名股东的出资比例设定，最好让“其他股东”也知晓并同意，避免“善意第三人”纠纷。我之前处理过一个案子，显名股东未经隐名股东同意，将股权转让给不知情的第三人，法院最终认定“转让有效”，隐名股东只能向显名股东追责，损失惨重。

最后，“员工股权激励”中的出资比例设定。很多公司为了激励核心员工，会预留“股权池”，让员工以“低价入股”或“期权激励”。比如公司预留10%股权，由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员工出资1万占股0.1%（对应公司总股本的0.01%）。这里的问题在于：员工出资能力有限，如何设定“合理的出资额”？如果出资额太高，员工可能“买不起”；太低，又起不到激励作用。员工股权激励的出资比例设定，可以采用“分期出资+绩效考核”，比如员工先出资20%，剩余80%分两年缴清，同时约定“达到业绩目标才能获得股权”，既降低了员工出资压力，又确保了激励效果。之前有一个互联网公司，员工股权激励设定为“入职满1年可认购，出资额为市场价的50%，分三年缴清，同时需完成年度KPI”，结果员工积极性很高，流失率大幅下降。

行业特性要适配

不同行业，其“核心资源”“盈利模式”“风险特征”不同，出资比例的设定也需要“因行业而异”。比如“重资产行业”（如制造业、房地产），核心资源是“资金和土地”，出资比例应向“资金股东”倾斜，比如某制造业公司，资金股东占股70%，技术股东占股30%，因为设备采购、厂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资金股东的话语权自然要大。而“轻资产行业”（如互联网、咨询），核心资源是“技术和人力”，出资比例应向“技术股东”和“创始人团队”倾斜，比如某互联网公司，创始团队占股80%，投资人占股20%，因为公司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创始人的想法和团队执行力，资金只是“助推器”。

再说说“政策敏感型行业”（如教育、医疗、金融），这类行业受政策影响大，出资比例的设定要考虑“政策合规性”。比如教育行业，之前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营利”，所以民办学校的出资比例不能以“营利为目的”，需要明确“办学结余用于办学”；金融行业，对“股东资质”有严格要求，比如银行股东需满足“连续3年盈利”“总资产不低于100亿”等，所以出资比例的设定要确保“股东符合监管要求”。我之前帮一个客户办民办学校执照，因为股东出资比例设定为“资金股东占90%，教育专家占10%”，被教育局驳回，认为“教育专家的话语权不足”，后来调整为“资金股东占60%，教育专家占40%，并约定教育专家任校长”，才通过审批。政策敏感型行业的出资比例设定，一定要提前咨询“行业主管部门”，确保“合规性”，否则“一步错，步步错”。

还有“高风险行业”（如生物医药、新能源），这类行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出资比例的设定要考虑“风险承受能力”。比如某生物医药公司，研发一款新药需要10年，投入5亿，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如果资金股东占股80%，技术股东占股20%，一旦研发失败，资金股东损失巨大，可能不愿意继续投入；如果技术股东占股80%，资金股东占股20%，一旦研发成功，技术股东可能觉得“分少了”，不愿意让渡更多股权。所以高风险行业的出资比例设定，最好采用“动态调整”机制，比如“研发成功后，技术股东股权比例提升至50%”，或者“设立‘里程碑式’的股权奖励”，比如完成一期临床，技术股东股权增加5%”，平衡各方风险和收益。之前有一个新能源项目，创始团队通过“里程碑股权调整”，成功吸引了三轮融资，最终公司上市，创始团队也获得了丰厚回报。

最后，“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的出资比例差异。传统行业（如餐饮、零售）竞争激烈，利润薄，出资比例应向“运营能力强”的股东倾斜，比如某餐饮连锁品牌，运营股东占股60%，资金股东占股40%，因为“选址、供应链、管理”比“资金”更重要；新兴行业（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变化快，机会多，出资比例应向“有远见、有资源”的创始人倾斜，比如某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占股70%，技术合伙人占股20%，投资人占股10%，因为创始人的“战略眼光”决定了公司的方向和速度。行业特性是出资比例设定的“背景板”，只有“适配行业”，才能让股权结构成为公司发展的“助推器”，而不是“绊脚石”。

总结与前瞻

聊了这么多，其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比例的设定，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最适合的方案”。它需要综合考虑法律框架、权利义务平衡、控制权安排、融资适配、税务合规、特殊股东需求、行业特性等多个维度，既要“合法合规”，又要“商业合理”；既要“眼前公平”，又要“长远发展”。作为在加喜财税秘书干了16年的老兵，我见过太多“拍脑袋”设定出资比例的案例，也见过“精心设计”让公司蒸蒸日上的案例。我想说，出资比例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公司治理的基石”，是“股东关系的纽带”，更是“企业文化的体现”。一个好的出资比例设计，能让股东“同心同德”，让团队“各司其职”，让公司“行稳致远”。

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数据资源”在公司价值中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出资比例的设定可能会从“资金本位”向“价值本位”转变。比如“数据入股”“知识产权入股”的比例可能会提高，“同股不同权”“AB股”等控制权安排可能会更普遍，“员工股权激励”的范围和力度也会更大。但不管怎么变，“公平”“合理”“长远”的原则不会变，“合法合规”的底线不会变。所以创业者在设定出资比例时，一定要“多看、多想、多咨询”，别让“股权问题”成为公司发展的“拦路虎”。

加喜财税秘书见解

作为深耕财税与注册领域16年的从业者，加喜财税秘书认为，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比例的设定是“战略问题”而非“财务问题”。它不仅是股东间利益的分配，更是公司治理结构、融资能力、风险控制的核心。实践中，我们常遇到客户因“平均主义”导致决策僵局，或因“过度集权”引发团队矛盾。建议创业者：1. 初始比例避免“绝对平均”，预留10%-20%股权池用于激励；2. 非货币出资务必第三方评估，并在章程中明确验收标准；3. 控制权设计可结合“AB股+一致行动人”，确保创始人话语权；4. 税务规划前置，避免“出资-转让-分红”环节的重复征税。出资比例的终极目标，是让“出钱者”“出力者”“出资源者”各得其所，共同为公司长远发展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