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工商登记，反垄断审查是哪些部门负责？

# 外资企业工商登记，反垄断审查是哪些部门负责？

随着中国市场的持续开放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外资企业“走进来”的步伐愈发坚定。据商务部数据，2023年1-9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99.7亿元人民币，同比降幅持续收窄，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达28.5%，显示出中国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然而，外资企业落地中国并非“一照在手、万事无忧”——从工商登记拿到“身份证”，到并购重组时通过反垄断审查的“安全阀”，涉及哪些部门？每个部门的职责边界在哪里？流程中又有哪些“隐形门槛”？这些问题不仅是外资企业关注的焦点，更是财税服务从业者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作为一名在加喜财税秘书深耕12年、14年专注注册办理的老兵，我见过太多企业因对部门职责不清导致“来回跑”“反复改”，甚至错失市场机遇的案例。今天，我就以实战经验为锚点，带大家彻底搞懂外资企业工商登记与反垄断审查的“责任地图”。

工商登记：市场准入的“第一道门”

外资企业的工商登记，本质上是赋予其在中国市场合法经营的“通行证”。这道“门”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市监局”）负责把守，但这里的“市监局”并非单一主体——从中央到地方，层级分明，职责各有侧重。2018年机构改革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合并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实现了“多证合一”“证照分离”，外资登记流程也随之大幅简化，但核心逻辑始终未变：**先准入、后监管，合规是前提**。

中央层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外资登记管理司扮演“总设计师”角色。它负责制定全国外资企业登记注册的法规政策、标准和流程，比如《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关于外资登记的细则，确保各地执行“一盘棋”。举个例子，2021年《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后，外资企业登记取消了“商务部门审批前置”，改为信息报告制——这意味着企业只需在市监局登记时同步提交“外商投资信息报告”，无需再跑商务部门盖章，这一变革正是外资登记司推动的“放管服”缩影。但要注意，**负面清单内的行业**（如金融、电信、新闻等）仍需商务部门前置审批，这是外资登记中的“特殊通道”，也是企业最容易踩的“坑”。

省级及以下市监局则是“一线操盘手”。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为例，其外资登记处直接负责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投资性公司等“重量级”主体的登记，而区级市场监管局（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则承接一般外资企业的注册。我曾遇到一家德国精密仪器企业，计划在浦东设立独资公司，误以为市级部门效率更高，结果因材料细节问题反复往返，后来经我提醒转至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反而因“属地化服务更精准”3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外资登记“分级办理”并非“级别越高越好”，而是根据企业类型和属地化服务能力匹配**。此外，自贸试验区作为外资改革的“试验田”，其登记部门还享有“告知承诺制”等特殊权限，比如海南自贸港的外资企业，某些经营范围可凭书面承诺即办即取，这背后正是地方市监局在总局授权下的政策创新。

外资工商登记的核心材料，与内资企业大同小异，但多了几道“外资专属关卡”。除了《市场主体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等通用材料，还需提供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如外国公司的营业执照、自然人的护照等，需经公证认证）、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备案回执（负面清单外行业无需，但需通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系统”提交）、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任职文件（部分国家要求经本国公证）。这里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翻译件**必须由合法翻译机构出具，并加盖翻译章——我曾帮一家日本企业处理过登记，因翻译件未盖章被退回，重新翻译耗时一周，差点影响了后续的银行开户。此外，外资企业的经营范围表述也需严格遵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且若涉及“前置审批”，需先取得许可证（如食品经营需《食品经营许可证》），否则登记会被驳回。

登记流程上，外资企业可选择线上或线下办理。线上通过“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全程电子化，无需提交纸质材料；线下则需前往政务服务大厅市监局窗口。但无论哪种方式，**“名称预先核准”都是首关**。外资企业名称需符合“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组织形式”的规范，且不得与已有企业重名或近似。曾有一家美国生物科技公司，想用“美国XX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作为名称，因“美国”作为行政区划不被允许，最终调整为“XX（美国）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这类“名称合规”问题，在外资登记中占比约20%，考验的是对命名规则的熟悉度。名称核准后，提交材料至市监局，审核通过后1-3个工作日即可领取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完成“出生登记”。

值得一提的是，外资企业登记后的“变更登记”同样重要。比如投资者变更、注册资本增减、经营范围调整等，需在30日内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我曾服务过一家外资餐饮连锁，因股东变更后未及时办理登记，被市监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仅影响招投标，还差点被银行冻结账户——**外资登记“一次性”思维要不得，后续变更才是合规的“持久战”**。此外，外资企业每年还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年度报告，未按时报告的同样会进入异常名录，严重者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法定代表人甚至可能被限制高消费。

反垄断审查：市场公平的“安全阀”

如果说工商登记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入场券”，那么反垄断审查就是其在市场中“大展拳脚”前必须通过的“压力测试”。反垄断的核心是“防止市场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而外资企业因资本实力雄厚、易通过并购形成市场支配地位，一直是反垄断监管的重点对象。负责这道“安全阀”的，主要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简称“反垄断局”），但在特定场景下，其他部门也会参与其中，形成“反垄断+行业监管”的协同体系。

反垄断局的职责，源于《反垄断法》的明确授权。其核心任务是审查经营者集中——即外资通过并购、合资、协议控制等方式取得企业控制权，可能“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这里的关键词是“控制权”和“排除限制竞争”。比如，2021年某全球芯片巨头拟收购国内某设计公司，若收购后其在中国市场份额超过50%，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不会排除竞争，反垄断局就可能禁止或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根据《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需事先申报：（1）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全球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2）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门槛”是判断是否申报的核心**，但即使未达到门槛，若反垄断局认为“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也可要求申报。

反垄断审查的流程，堪称“精细化管理”的典范。企业申报后，反垄断局首先进行初步审查，30日内决定是否进一步审查；若进一步审查，则90日内作出决定，必要时可延长60日。审查期间，企业需提交大量材料，包括交易各方基本情况、股权结构、市场地位、市场份额、对竞争的影响等。我曾协助一家欧洲化工企业申报并购案，光是市场份额分析报告就准备了200多页，涉及全球10个主要市场的数据对比——**“数据详实”是反垄断申报的生命线**，任何数据瑕疵都可能导致审查延期。审查结果有三种：无条件批准、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如剥离部分资产、开放技术许可）、禁止。比如2020年某互联网巨头收购某社区团购平台案，因“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最终被禁止，成为反垄断“亮剑”的经典案例。

除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局还负责查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垄断协议，这两类行为也可能涉及外资企业。比如，某外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向下游车企强制搭售其他产品，就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几家外资车企联合限定转售价格，则属于“横向垄断协议”。与经营者集中审查的“事前申报”不同，滥用行为和垄断协议的查处多为“事后监管”，由反垄断局根据举报或主动调查发现。2022年，某外资奶粉企业因“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被处以罚款3.16亿元，创下反垄断罚款纪录——**外资企业“财大气粗”不是“法外特权”**，反垄断监管始终“一视同仁”。

行业主管部门的协同，是反垄断审查中的“隐形力量”。在金融、能源、通信等特殊行业，反垄断审查并非“单打独斗”。比如，外资银行并购需先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审批，再通过反垄断局审查；外资进入电力行业需国家发改委核准，同时评估反垄断影响。这种“行业合规+反垄断合规”的双层审查，本质是对“系统性风险”的防控。我曾参与某外资能源企业的并购项目，先跑发改委拿到“路条”，再向金监总局提交金融合规材料，最后才进入反垄断申报——**“多部门接力”考验的是统筹能力，一步慢就可能步步慢**。

反垄断审查中的“跨境因素”，是外资企业最容易忽视的“雷区”。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外资“走进来”的双向流动，跨境并购的反垄断审查日益复杂。比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若涉及欧盟市场，需遵守欧盟《并购条例》；外资并购中国企业若涉及美国市场，也可能触发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这种“跨境管辖冲突”要求企业具备全球合规视野。2023年，某中资企业收购德国某机械企业时，因未提前评估欧盟反垄断风险，被要求剥离部分欧洲业务，最终交易成本增加20%——**“只看中国监管”的短视思维，在全球化竞争中行不通**。

部门协作：从“各自为战”到“无缝衔接”

工商登记与反垄断审查，看似分属不同部门，实则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市监局与反垄断局的协作机制日益完善，从“信息孤岛”走向“数据共享”，从“串联审批”变为“并联办理”，大大提升了外资企业落地效率。这种协作，既体现在制度设计层面，也反映在实际操作中，是外资企业合规经营的“润滑剂”。

制度层面，最典型的体现是“外商投资信息报告”与反垄断申报的联动。2020年《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实施后，外资企业登记时需通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系统”提交投资信息，这些信息会同步至反垄断局。这意味着，若某外资企业在登记时申报了“并购国内企业”，反垄断局可提前掌握信息，启动审查程序，避免企业“先登记、后申报”的违规风险。我曾遇到一家外资零售企业，计划并购某区域连锁超市，在登记时主动告知并购意向，市监局工作人员立即引导其同步提交反垄断申报材料，最终实现“登记与审查同步推进”，节省了近20个工作日——**“信息共享”变“被动等待”为“主动服务”**，这正是部门协作的价值所在。

操作层面，两部门建立了“会商机制”，针对复杂外资项目进行联合研判。比如，某外资企业并购涉及“国家安全”或“行业敏感”，市监局在登记前会主动征求反垄断局意见，形成“合规评估报告”，再决定是否登记。2022年，某外资半导体企业并购国内某设计公司，因涉及“关键技术”，市监局与反垄断局、发改委联合召开“专题协调会”，最终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附加了“技术共享”条件批准——**“多部门会商”不是“增加审批”，而是“精准把关”**，既防止“一刀切”，又守住安全底线。

地方层面，省级市监局与反垄断局（或其派出机构）的协作更为频繁。比如，某外资企业在市级市监局登记时，若发现其营业额接近反垄断申报门槛，市监局工作人员会主动提醒其向省级反垄断局咨询；反之，省级反垄断局在审查案件时，若涉及企业登记信息，也会向市监局调取档案。这种“上下联动”避免了企业“多头跑”。我曾服务一家外资医药企业，在市级市监局办理增资登记时，因增资后全球营业额超过100亿元，工作人员当场提醒其“需反垄断申报”，并协助联系省级反垄断局，实现了“登记提醒-申报指导”的无缝衔接。

值得注意的是，部门协作并非“万能药”。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信息传递滞后”“标准理解差异”等问题。比如，某外资企业在自贸区登记时，因自贸区政策“宽松”，未及时同步反垄断申报信息，导致后续被反垄断局要求“补申报”，影响了项目进度。这提醒我们，**企业需主动建立“合规台账”，主动向各部门披露信息**，而非被动等待“部门协作”。加喜财税秘书在服务外资企业时，通常会建立“工商登记-反垄断申报”双轨台账，实时跟踪各部门进展，确保“不漏项、不延误”。

特殊行业：金融、能源与科技的“双重门槛”

并非所有外资企业只需面对市监局和反垄断局——在金融、能源、科技等特殊行业，外资落地还需跨越“行业准入”与“反垄断审查”的双重门槛。这些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既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也有“反垄断局”的竞争审查，形成“行业合规+反垄断合规”的双重防线，对企业合规能力的要求更高。

金融行业是外资准入的“敏感领域”。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领域仍存在限制，如“外资银行设立分行需满足最低注册资本”“外资证券公司持股比例不超过49%”。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需先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或中国证监会审批，拿到“金融业务许可证”后，再到市监局办理工商登记。在此基础上，若涉及并购（如外资银行收购城商行股权），还需通过反垄断局审查。我曾协助一家外资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中国子公司，先跑金监总局提交“设立申请”，耗时2个月拿到批复，再到市监局办理登记，最后因并购某地方AMC（资产管理公司）触发反垄断审查，全程耗时8个月——**金融行业“准入严、审查密”**，企业需预留充足时间，避免“急于求成”。

能源行业的外资准入，则与国家发改委密切相关。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领域，外资进入需符合国家能源战略，如“油气勘探开发限于合资、合作”“核电项目禁止外资控股”。外资能源项目需先向发改委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取得“核准文件”后，再到行业主管部门（如国家能源局）备案，最后到市监局登记。若涉及并购（如外资电力企业收购地方电网公司），还需通过反垄断局审查。2021年，某外资石油公司拟收购国内某页岩气区块股权，因“可能影响国家能源安全”，发改委未予核准，反垄断审查自然终止——**能源行业“安全优先”**，反垄断审查需服从国家战略大局。

科技行业的外资准入，近年因“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而趋严。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技术领域，外资并购需通过科技部的“安全审查”，防止关键技术外流。在此基础上，反垄断局还需评估“技术垄断”风险。比如，2023年某外资AI企业拟收购国内某算法公司，因“掌握核心算法，可能形成技术垄断”，科技部未予通过，反垄断局也未启动审查——**科技行业“安全+竞争”双重审查**，企业需提前评估技术敏感度，避免“踩红线”。

特殊行业的“双重门槛”，对企业合规能力是极大考验。我曾服务一家外资生物医药企业，计划并购国内某创新药企，因不了解“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需向药监局备案”的规定，导致并购后因数据不合规被处罚，最终被迫剥离相关业务——**行业合规与反垄断合规“两手都要硬”**，企业需建立“全流程合规体系”，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加喜财税秘书在服务特殊行业外资时，通常会联合行业律师事务所、咨询机构，提供“准入咨询-申报代理-合规审计”一体化服务，帮助企业跨越“双重门槛”。

地方差异：自贸区与普通地区的“政策温差”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外资政策存在显著差异——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在工商登记和反垄断审查上享有“特殊政策”，与普通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政策温差”既是外资企业的“机遇”，也是“挑战”，要求企业因地制宜，精准对接地方监管要求。

自贸区的工商登记，堪称“极简模式”。以上海自贸区为例，外资企业登记实行“告知承诺制”，即企业对某些材料真实性作出承诺，市监局当场即可核发营业执照，无需实质审查。比如，自贸区内的外资贸易公司，经营范围若不涉及前置审批，通过“一网通办”平台提交材料并承诺后，1小时内即可拿到电子营业执照。这与普通地区“材料审核-实地核查-发照”的流程形成巨大反差。我曾帮一家外资跨境电商企业在上海自贸区注册，从提交材料到拿到执照仅用了2小时，客户感叹“比在国外还快”——**自贸区“极简登记”是“制度型开放”的缩影**，但企业需注意，“告知承诺”不等于“不监管”，若承诺不实，将被列入“失信名单”，承担严重后果。

自贸区的反垄断审查，则体现“风险导向”原则。自贸区内外资并购若涉及“全国市场”或“敏感行业”，仍需由国家反垄断局审查；但若仅涉及“区内市场”或“一般行业”，省级反垄断局可简化审查流程。比如，自贸区内某外资物流企业并购区内某仓储公司，因市场份额低于15%，且未涉及跨区域业务，省级反垄断局可“简易审查”，10日内作出决定。这种“分级审查”机制，大大提升了自贸区外资并购效率。2022年，某外资航运企业在自贸区并购两家小型货代公司，通过简易审查，仅用15天就完成了全部手续——**自贸区“差异化审查”是“精准监管”的体现**，企业需根据并购规模和范围，选择合适的审查路径。

地方政府的“配套服务”，也是自贸区与普通地区的重要差异。自贸区政府通常设立“外资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整合工商、税务、海关、外汇等部门职能，企业无需“多头跑”。比如，海南自贸港的“外资企业服务中心”，可同步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银行开户、外汇备案等事项，实现“一次办结”。而普通地区的企业，仍需分别前往各部门办理。我曾遇到一家外资制造企业，在江苏某普通开发区注册，因工商、税务、海关办公地点分散，办理完所有手续耗时1个月——**自贸区“服务集成”是“营商环境”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若选择自贸区，可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当然，地方差异也意味着“政策不统一”的风险。比如，某外资企业在自贸区享受“告知承诺制”登记，但在普通地区仍需“实质审查”，若企业误以为“全国通用”，可能导致登记失败。此外，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虽与全国一致，但“放宽措施”可能不同，如自贸区允许外资从事“增值电信业务（不含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而全国范围内仍受限——**企业需“吃透地方政策”**，避免“生搬硬套”。加喜财税秘书在服务外资企业时，通常会根据企业选址，提供“地方政策比对报告”，帮助企业选择最合适的注册地。

实战挑战：企业踩过的“坑”与避坑指南

在14年的注册办理生涯中，我见过太多外资企业因对工商登记和反垄断审查部门职责不清而“栽跟头”。有的企业因“漏报材料”被退回，有的因“误判门槛”错过申报期，还有的因“部门沟通不畅”导致项目延期。这些“实战挑战”，看似是“流程问题”，实则是“认知问题”——**企业需站在“监管视角”理解部门职责，而非“企业视角”追求效率**。结合我的经验，总结出几个高频“坑”及避坑指南，供外资企业参考。

第一大“坑”：**“负面清单”认知不清，导致登记被拒**。负面清单是外资准入的“红线”，但很多企业误以为“负面清单外行业无需任何审批”，忽略了“行业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比如，某外资企业想从事“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认为不在负面清单内，直接到市监局登记，结果因“需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被退回。正确的做法是：先向工信部（行业主管部门）申请许可证，再到市监局登记。加喜财税秘书通常会为客户提供“负面清单查询+行业审批指引”服务，避免企业“踩红线”。

第二大“坑”：**“反垄断申报门槛”误判，导致违规风险**。根据《反垄断法》，未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无需申报，但若“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反垄断局仍可要求申报。很多企业误以为“只要营业额不达标就无需申报”，结果被监管部门“约谈”。比如，某外资企业在某细分市场份额达70%，虽营业额未达标，但反垄断局认为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要求其申报并附加限制条件。避坑指南：**企业需进行“竞争风险评估”**，即使未达门槛，也咨询专业机构判断是否需申报。加喜财税秘书会联合反垄断律师，为客户提供“申报可能性评估报告”，帮助企业提前规避风险。

第三大“坑”：**“部门沟通不畅”，导致“来回跑”**。工商登记和反垄断审查涉及多个部门，若企业“单打独斗”，很容易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反复沟通。比如，某外资企业并购案，因未提前与反垄断局沟通“市场份额计算口径”，导致申报材料被退回3次，耗时1个月。正确的做法是：**建立“部门沟通台账”**，明确各部门联系人、材料要求、时间节点，必要时委托专业机构代为沟通。加喜财税秘书与市监局、反垄断局等部门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可为企业“牵线搭桥”，提高沟通效率。

第四大“坑”：**“材料细节疏忽”，导致审核延误**。外资登记和反垄断申报材料繁多，任何细节疏忽都可能导致审核延误。比如，某外资企业提交的“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翻译件未加盖翻译章，被退回重新翻译；某并购案申报材料中“市场份额数据”未注明来源，被要求补充。避坑指南：**企业需建立“材料清单+校验机制”**，逐项核对材料完整性、合规性，必要时请专业机构审核。加喜财税秘书开发了“材料智能校验系统”，可自动识别材料瑕疵，确保“零疏漏”。

未来趋势：监管科技与全球合规的“新命题”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外资企业工商登记与反垄断审查正面临“新命题”——监管科技（RegTech）的应用和全球合规的要求，将成为未来监管的“关键词”。这些趋势，既对监管部门提出新挑战，也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合规新机遇”。

监管科技（RegTech）的应用，将大幅提升登记和审查效率。比如，市监局可利用“大数据”实现外资登记“智能审批”，自动核验材料真实性、重复性；反垄断局可利用“AI算法”监测市场垄断行为，实时识别“价格操纵”“市场分割”等行为。2023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试点“外资登记智能审批系统”，通过人脸识别、电子签名等技术，实现“全程网办”“秒批秒办”。未来，**“区块链技术”或用于外资登记与反垄断审查的“数据存证”**，确保信息不可篡改，提升监管公信力。对企业而言，适应监管科技，需建立“数字化合规档案”，主动对接“一网通办”等平台，实现“线上化、智能化”申报。

全球合规的要求，将推动外资企业建立“反垄断合规体系”。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外资“走进来”的双向流动，跨境并购的反垄断审查日益复杂。比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需遵守欧盟《并购条例》、美国CFIUS审查；外资并购中国企业需同时应对中国、欧盟、美国的反垄断监管。未来，**“全球反垄断合规”将成为外资企业的“必修课”**。企业需建立“全球合规团队”，熟悉各国反垄断法规，制定“跨境并购合规指引”。加喜财税秘书正在布局“全球合规服务网络”，可为企业提供“中国+海外”一站式反垄断合规咨询，助力企业应对全球监管挑战。

此外，“数字经济反垄断”将成为新焦点。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外资平台企业（如亚马逊、谷歌）在中国的业务扩张，可能涉及“数据垄断”“算法歧视”等问题。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新增“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为数字经济反垄断提供法律依据。未来，**反垄断局将加强对外资平台企业的“数据监管”**，企业需建立“数据合规体系”，确保数据收集、使用、共享符合《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

加喜财税秘书的实战见解

作为深耕财税服务12年、14年专注注册办理的老兵，我深刻体会到：外资企业工商登记与反垄断审查，不仅是“流程问题”，更是“战略问题”。部门职责的清晰划分，是企业合规经营的“指南针”；部门协作的无缝衔接，是企业高效落地的“加速器”。加喜财税秘书始终秉持“专业、务实、创新”的服务理念，为企业提供“从准入到合规”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我们熟悉市监局、反垄断局等部门的“办事逻辑”，能精准把握政策“窗口期”；我们拥有丰富的实战案例，能帮助企业避开“隐形坑”；我们布局全球合规网络，能助力企业应对“跨境挑战”。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用专业能力为企业保驾护航，让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