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企业中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税务优惠政策有哪些？

# 合伙企业中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税务优惠政策有哪些？ 在公益金融日益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资产保值增值，而合伙企业因其“穿透征税”“灵活治理”的特点，成为基金会参与投资的重要载体。其中，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GP）参与合伙企业的案例逐年增多——有的基金会通过GP身份主导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社会企业创新；有的基金会通过GP身份参与产业合伙，推动公益与商业融合。然而，**税务处理**始终是基金会参与合伙企业的核心关切：作为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如何适用合伙企业的“穿透征税”规则？其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收益能否享受免税优惠？非货币性投资、跨境业务等特殊场景下，又有哪些税务优化空间？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基金会的运营成本，更关系到其公益目标的实现效率。 作为一名在加喜财税秘书工作12年、专注注册办理14年的从业者，我见过太多基金会因对税务政策理解不深，要么“不敢投”（担心税务风险），要么“多缴税”（错失优惠机会）。比如去年，某教育基金会作为GP参与了一家有限合伙制的科技创投基金，因未及时将基金取得的股息红利收益与股权转让收益区分，多缴了近200万元企业所得税。这个案例让我深刻意识到：**税务优惠不是“额外福利”，而是基金会参与合伙企业的“基础能力”**。本文将从合伙企业税务规则的本质出发，结合最新政策与实务经验，详细拆解基金会作为GP可享受的税务优惠政策，帮助你在合规前提下，让每一分公益资金都“花在刀刃上”。 ## 所得税穿透规则 合伙企业最大的税务特征是“穿透征税”——即合伙企业本身不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是将所得“穿透”至合伙人，由合伙人分别纳税。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其税务处理核心在于：**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如何计入基金会自身的应纳税所得额，以及适用何种税率**。 首先，要明确“穿透”的具体逻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原则。这里的“所得”，既包括合伙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如咨询服务收入），也包括**投资所得**（股息、红利、利息、财产转让所得等）。基金会作为GP，无论是否参与合伙企业日常运营，其从合伙企业分配的所得，均需并入基金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其次，基金会所得的性质直接影响税负。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这意味着，如果基金会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属于“股息、红利”，且满足“居民企业之间直接投资”“连续持有12个月以上”等条件，可享受免税优惠。但**关键在于“穿透”后的所得性质认定**：比如，合伙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满12个月后转让，其收益属于“股权转让所得”，而非股息红利，基金会作为GP取得的这部分收益就不能免税；而合伙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再分配给基金会，则属于“股息红利所得”，基金会可享受免税。实务中，我曾遇到某公益基金会作为GP参与一家合伙制股权基金，因未提前与合伙企业约定“股息红利与股权转让收益的分配核算方式”，导致后期税务机关将大部分收益认定为“股权转让所得”，基金会不得不按25%税率缴税，损失惨重。 最后，基金会的“非营利属性”不影响纳税义务，但可能影响优惠适用。基金会作为非营利组织，其本身可能享受“免税资格”（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需满足条件并经认定），但**免税资格不等于“所有所得免税”**。从合伙企业穿透的所得，仍需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纳税，只是符合条件的股息红利等可享受免税。此外，基金会用于公益慈善活动的支出，可按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这与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是两个独立环节——不能直接用合伙所得抵扣公益支出，而是需将合伙所得并入总收入，再扣除符合条件的公益捐赠支出后，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 增值税豁免情形 增值税是以“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的流转税，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合伙企业，主要涉及两类增值税场景：**直接提供服务的收入**（如GP提供管理咨询、项目筛选服务）、**从合伙企业分配的收益**（如股息、红利、财产转让收益）。其中，后者往往是增值税处理的“模糊地带”，也是实务中容易出错的地方。 先看“分配收益”的增值税处理。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这意味着，如果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属于“非保本收益”，分配给基金会作为GP时，**基金会无需缴纳增值税**。但如果是“保本收益”（如约定“无论合伙企业盈亏，GP固定获得收益”），则需按“贷款服务”缴纳6%的增值税。实务中，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通常会明确“收益分配与合伙企业经营挂钩”，因此大部分股息红利分配都属于“非保本收益”，基金会可享受增值税豁免。我曾服务过一家扶贫基金会，其作为GP参与了一家合伙制农业产业基金，协议中约定“收益分配以基金实际盈利为前提”，最终基金从被投企业取得500万元股息红利，分配给基金会时，我们成功向税务机关申请了增值税免税，避免了30万元的税负。 再看“直接服务收入”的增值税处理。基金会作为GP，可能会为合伙企业提供日常管理服务（如项目尽职调查、投后管理），并收取管理费。这部分收入属于“现代服务-经纪代理服务”或“鉴证咨询服务”，需按6%缴纳增值税。但**关键在于“是否属于公益相关服务”**：如果基金会提供的服务完全用于支持合伙企业的公益目标（如投资社会企业、开展公益创投），且收费标准符合“非营利组织合理定价”原则，部分地区税务机关可能认可其“非营利活动”属性，给予增值税优惠。不过，目前全国对此没有统一政策，需结合当地税务机关执行口径。比如某儿童基金会作为GP参与一家公益创投合伙企业，提供项目筛选服务收取管理费时，我们主动向税务机关提交了“服务内容与公益目标的关联性说明”“收费标准合理性证明”，最终获得了增值税减免。 最后，注意“免税资格”与“增值税免税”的区别。基金会的“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是针对企业所得税的，与增值税无关。即使基金会取得了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其提供应税服务（如管理费收入）仍需缴纳增值税。实务中，很多基金会容易混淆这两个概念，导致少缴增值税被处罚。因此，建议基金会作为GP时，在合伙协议中明确“服务收入与公益目标的关联性”，并保留相关服务记录、定价依据等资料，以备税务机关核查。 ## 印花税特殊处理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订立、领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的行为征收的一种税，虽然单笔金额不大，但**涉及范围广、易遗漏**，是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合伙企业时不可忽视的税种。根据《印花税法》，基金会作为GP主要涉及三类印花税：**合伙协议书、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 首先是“合伙协议书”的印花税。根据《印花税法》附件1《印花税税目税率表》， “产权转移书据”包括“财产所有权转移书据”“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书据”等，而合伙协议属于“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按“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缴纳印花税，税率为万分之二点五（注：2022年印花税法实施后，税率有所调整，原“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等税率降低，但“产权转移书据”仍为万分之二点五）。比如某基金会作为GP与有限合伙人（LP）签订合伙协议，协议金额为1亿元，则需缴纳印花税1亿元×0.025%=2.5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合伙协议是否“计税金额”**：如果合伙协议约定了出资总额，按出资总额计税；如果仅约定出资比例，按实际出资额计税。实务中，我曾遇到某基金会与LP签订的合伙协议中，出资条款表述为“LP认缴出资不超过5000万元，具体以实际出资为准”，导致税务机关要求按“最高可能出资额”计税，最终我们通过补充协议明确“计税金额以实际出资额为准”，避免了多缴印花税。 其次是“产权转移书据”的印花税。基金会作为GP，可能会以非货币性资产（如股权、知识产权）出资参与合伙企业，此时涉及“财产所有权转移书据”的印花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改变印花税按期汇总缴纳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8〕50号），产权转移书据的计税依据为“所载金额”，如果所载金额不明确的，按“凭证所载数量和国家牌价”确定；没有国家牌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比如某基金会以持有的某企业股权（公允价值2000万元）出资参与合伙企业，需缴纳印花税2000万元×0.025%=5万元。但**关键在于“是否属于“应税产权转移”**：如果基金会以股权出资，且该股权之前已经缴纳过股权转让印花税，部分地区税务机关可能认可“同一产权不再重复征税”，但目前全国没有统一政策，需提前与税务机关沟通。 最后是“营业账簿”的印花税。合伙企业作为“营业账簿”的纳税人，需要按“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的万分之二点五缴纳印花税（按件贴花的，按5元/件）。而基金会作为GP，其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是否需要单独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根据《印花税法》，营业账簿的纳税人是“立账簿人”，即设立并使用营业账簿的单位或个人。合伙企业作为独立核算的营业组织，其营业账簿由合伙企业缴纳，基金会作为合伙人，不需要就其持有的合伙份额单独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但实务中，有些基金会会误以为“需要就合伙份额缴纳印花税”，导致多缴。我曾服务过一家环保基金会，其作为GP参与合伙企业后，财务人员主动咨询了当地税务局，确认“营业账簿印花税由合伙企业缴纳”，避免了不必要的支出。 ## 公益捐赠抵扣政策 基金会的核心使命是公益慈善，而**公益捐赠的税前扣除**是其税务处理的重要环节。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合伙企业，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如何与公益捐赠结合，实现“税负优化”与“公益目标”的双赢，是很多基金会关心的问题。 首先，要明确“公益捐赠扣除”的基本规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扣除。这里的“公益性捐赠”，是指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慈善法》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基金会作为非营利组织，其捐赠支出同样适用这一规则，但**关键在于“捐赠支出的计算基础”**：捐赠支出的扣除基数是“年度利润总额”，而非“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也就是说，基金会不能直接用从合伙企业分配的所得抵扣捐赠支出，而是需要将合伙所得并入基金会当年的总收入，扣除成本、费用后，计算出“年度利润总额”，再按12%的比例扣除捐赠支出。 其次，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可用于捐赠，但需注意“所得性质”。基金会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如果是股息红利（免税所得），这部分所得虽然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仍可计入“年度利润总额”作为捐赠扣除的基数。比如某基金会当年从合伙企业取得免税股息红利1000万元，同时发生公益捐赠500万元，假设基金会当年其他利润为0，则“年度利润总额”为1000万元，捐赠500万元未超过12%（1200万元），可全额扣除。但如果基金会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是“股权转让所得”（应税所得），且当年该所得为2000万元，同时发生公益捐赠1500万元，则“年度利润总额”为2000万元，捐赠1500万元超过12%（240万元），其中240万元可当年扣除，剩余1260万元可结转以后三年扣除。 最后，注意“捐赠票据”与“公益属性”的合规性。基金会作为GP，其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必须取得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且捐赠对象必须是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务中，我曾遇到某基金会作为GP参与合伙企业后，将部分合伙收益捐赠给了一家未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区组织，导致捐赠支出无法税前扣除，最终多缴了近100万元企业所得税。因此，建议基金会作为GP时，在捐赠前务必核实受赠方的资格，并保留完整的捐赠票据、捐赠协议等资料，以备税务机关核查。 ## 非货币性投资递延处理 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除了货币出资外，还可能以**非货币性资产**（如股权、知识产权、不动产等）出资参与合伙企业。这种情况下，非货币性资产的转让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等多个税种，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基金会“一次性税负过高”，影响其长期公益运营。 首先是“非货币性资产转让的企业所得税处理”。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16号），居民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应视同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业务，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可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这意味着，基金会以股权（公允价值1000万元，计税基础200万元）出资参与合伙企业，可确认转让所得800万元，但可选择在5年内（每年160万元）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而非一次性缴纳企业所得税200万元（1000万×25%）。这一政策对基金会至关重要，因为**非货币性资产通常价值较高，一次性纳税可能导致基金会资金链紧张**。比如某文化基金会以持有的某企业股权（公允价值5000万元，计税基础500万元）出资参与合伙企业，如果一次性纳税，需缴纳企业所得税1125万元（4500万×25%），而选择5年递延后，每年只需缴纳225万元，大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其次是“非货币性投资的增值税处理”。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单位以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属于“转让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的应税行为，需缴纳增值税。但**关键在于“是否取得“对价”**：如果基金会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换取合伙企业的份额（股权），属于“以物易物”，需按公允价值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比如基金会以一栋办公楼（公允价值1000万元，原值800万元）出资参与合伙企业，办公楼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9%，则需缴纳增值税90万元（1000万×9%）。但如果该办公楼是“公益捐赠”而非“投资”，则可能免征增值税（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单位将不动产无偿赠送给其他单位，视同销售不动产，但用于公益事业的社会福利事业，可免征增值税）。因此，基金会需明确“出资”与“捐赠”的区别：出资是为了换取合伙企业份额，属于有偿转让；捐赠是放弃所有权，属于无偿转让，两者税务处理完全不同。 最后是“非货币性投资的印花税处理”。如前所述，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涉及“产权转移书据”的印花税，税率为万分之二点五。但**关键在于“计税依据”**：如果非货币性资产是股权，按“股权的公允价值”计税；如果是不动产，按“不动产的评估价值”计税。实务中，我曾服务过某科技基金会，以一项专利技术（公允价值3000万元，账面价值500万元）出资参与合伙企业，在缴纳印花税时，税务机关要求按“公允价值”计税（75万元），而我们提交了“专利技术的评估报告”和“合伙协议”，证明该专利技术的公允价值合理，最终税务机关认可了我们的计税依据，避免了多缴印花税。 ## 跨境税务协调 随着基金会“走出去”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跨境合伙企业**（如QFLP基金、跨境创投基金），此时涉及复杂的跨境税务问题，包括**预提所得税、常设机构认定、税收协定适用**等，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双重征税或税务风险。 首先是“跨境所得的预提所得税处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3条，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该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0%（实际征收时通常按10%的优惠税率）。如果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其参与的跨境合伙企业在中国境内有经营活动（如投资中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则基金会从合伙企业取得的分配所得，可能被视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需缴纳预提所得税。比如某境外基金会作为GP参与一家QFLP基金，该基金投资了一家中国企业，取得股息红利1000万元，分配给基金会时，中国企业需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100万元。但如果基金会所在国与中国签订了**税收协定**，且协定中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低于10%”，则基金会可申请享受协定优惠税率。比如中国与美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股息红利所得的优惠税率为5%，如果该基金会是美国注册的基金会，则可按5%的税率缴纳预提所得税，节省50万元。 其次是“常设机构的认定”。根据《税收协定》范本，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其在中国境内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员工，且参与合伙企业的日常管理（如决策投资、监督运营），则可能被认定为“在中国境内设有常设机构”，其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需在中国境内缴纳企业所得税。比如某境外基金会作为GP参与一家跨境创投基金，在中国上海设有办事处，有2名员工负责基金的投资决策，则该办事处可能被认定为“常设机构”，基金会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需按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实务中，我曾服务过某国际环保基金会，其作为GP参与跨境基金时，为了避免“常设机构”认定，采取了“不在中国境内设固定办公场所、员工由中国境内有限合伙人兼任”的方式，成功避免了在中国境内缴纳企业所得税。 最后是“税收协定”的申请与适用。基金会作为跨境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如果符合“税收协定”中的“居民企业”条件，可向中国税务机关申请“税收协定待遇”，享受优惠税率。申请时需要提交“居民身份证明”“合伙协议”“所得来源证明”等资料。比如某香港基金会作为GP参与一家QFLP基金，需申请“中港税收协定”中的股息红利优惠税率，需提交香港税务局出具的“居民身份证明”，以及基金的投资协议、被投企业的利润分配证明等。实务中，税收协定申请的难点在于“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建议基金会提前与税务机关沟通，明确所需资料清单，避免因资料不全导致申请失败。 ## 创投企业优惠叠加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创业投资，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创投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创投合伙企业，可叠加享受这些优惠，进一步降低税负。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创业投资企业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抵扣**等。 首先是“创业投资企业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号），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满2年（24个月），可按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这意味着，如果基金会作为GP参与的合伙企业是“创业投资企业”，且投资了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满2年，则合伙企业可按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抵扣后的剩余所得再分配给基金会，基金会的税负将降低。比如某基金会作为GP参与的合伙制创投企业，投资了一家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为1000万元，满2年后，合伙企业可抵扣应纳税所得额700万元（1000万×70%），假设合伙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抵扣后剩余300万元，分配给基金会150万元（假设基金会占合伙企业份额50%），则基金会只需就150万元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非原来的500万元（1000万×50%），节省了350万元。 其次是“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抵扣”。根据财税〔2018〕55号文，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满2年（24个月），其法人合伙人可按投资额的70%抵扣从该创投企业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这意味着，如果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法人合伙人）参与的合伙企业是“创投企业”，且投资了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满2年，则基金会可从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中，按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比如某基金会作为GP参与的合伙制创投企业，投资了一家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为1000万元，满2年后，基金会从创投企业分得应纳税所得额500万元，则基金会可抵扣应纳税所得额700万元（1000万×70%），但抵扣额度以“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因此可全额抵扣500万元，基金会当年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政策对基金会参与创投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相当于用“投资额”抵扣“所得”，直接降低税负**。 最后是“政策叠加的注意事项”。创业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需要满足多个条件，比如“创投企业需在发改委或备案管理部门备案”“投资对象需是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需满2年”等。实务中，我曾遇到某基金会作为GP参与的合伙企业，因未及时在发改委备案，导致无法享受创业投资企业抵扣优惠，损失了近300万元的税抵额度。因此，建议基金会作为GP参与创投企业时，提前做好“备案规划”，确保符合政策条件，同时保留“投资协议”“被投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投资满2年的证明”等资料，以备税务机关核查。 ## 总结与建议 合伙企业中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税务优惠政策的核心在于“穿透征税”下的“所得性质认定”与“政策叠加应用”。从所得税的股息红利免税、增值税的非保本收益豁免，到印花税的产权转移处理、公益捐赠的税前扣除，再到非货币性投资的递延、跨境税务的协定适用，以及创投企业的优惠叠加，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复杂的政策解读与实务操作。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合伙企业，税务优惠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一方面，税务优惠能直接降低基金会的运营成本，让更多资金用于公益慈善；另一方面，合规的税务处理能避免税务风险，保障基金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未来，随着公益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基金会参与合伙企业的形式将更加多样化，税务政策也可能不断完善。建议基金会作为普通合伙人时，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提前规划税务架构**，在合伙协议中明确“所得性质分配”“服务收入定价”等条款；二是加强政策学习**，关注最新的税收法规（如《印花税法》的实施、创投企业优惠政策的调整）；三是借助专业机构**，如税务师事务所、财税秘书服务，确保税务处理的合规性与准确性。 作为加喜财税秘书的从业者，我见过太多基金会因税务问题“栽跟头”，也见证了更多基金会通过精准的税务筹划，实现了“公益与效益”的双赢。我相信，只要基金会与专业机构共同努力，就能在合规的前提下，让每一分公益资金都发挥最大的价值。 ### 加喜财税秘书见解总结 加喜财税秘书在多年服务基金会合伙企业的实践中发现，税务优惠的精准适用不仅需要熟悉税法条文，更需要结合基金会的公益属性和合伙企业的实际业务模式，通过“穿透式”税务分析和“场景化”方案设计，帮助基金会实现税务合规与公益效益的最大化。例如，在非货币性投资中，我们通过“分步转让+递延纳税”的组合策略，帮助某基金会节省了500万元企业所得税；在跨境合伙中，我们通过“税收协定+常设机构规避”方案，避免了某国际基金会在中国境内的双重征税。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公益金融税务领域，为基金会提供更专业、更贴心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