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市场监管局审查流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市场监管局审查流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的持续开放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案例数量逐年攀升。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11万亿元，其中外资并购交易占比达23%，涉及制造业、信息技术、消费等多个领域。然而，外资并购并非简单的“资本游戏”，其中市场监管局的审查环节是企业必须跨越的“关键门槛”。这一环节涉及法律、财务、行业政策等多维度要求，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并购失败、企业信誉受损，甚至面临法律风险。作为一名在财税领域深耕14年、注册办理经验12年的从业者，我见过太多企业因对审查流程不熟悉而“栽跟头”——有的因材料遗漏被退回，有的因触碰反垄断红线被罚款，有的因国家安全审查未通过而“功亏一篑”。那么，在外资并购市场监管审查流程中，企业究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本文将从主体资格、反垄断审查、国家安全审查、信息披露、合规整改、后续监管六大方面，结合真实案例与实操经验，为企业提供一份“避坑指南”。

主体资格

外资并购的“第一道关卡”，是对并购双方主体资格的合法性审查。这不仅是市场监管局的常规动作，更是决定并购能否“入场”的基础。根据《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主体需明确自身是否属于“外商投资”，且不违反“负面清单”管理。比如，负面清单中明确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如新闻、出版、军事等），并购申请直接会被驳回；限制领域（如汽车制造、燃气热力供应等）则需满足特定条件（如中方控股、注册资本门槛等）。我曾协助一家外资企业并购境内食品加工企业时，最初忽略了对方企业持有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即将到期的问题，市场监管局要求先完成许可证延续，否则不予受理并购申请。企业不得不暂停并购流程，先花两个月时间办理许可证延期，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还错失了市场机遇。这提醒我们：在启动并购前，必须全面梳理标的企业的资质“有效期”，避免“带病并购”。

穿透核查实际控制人是主体资格审查的另一重点。市场监管局不会仅看表面的股权结构，而是会“穿透”至最终实际控制人，特别是当外资方通过多层离岸公司（如BVI、开曼公司）架构并购时。我曾遇到一个典型案例：某外资通过香港子公司并购境内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审查时市场监管局要求提供香港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证明。结果发现，香港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位外国政要的亲属，虽非政府直接控制，但因涉及“敏感背景”，被移交进一步审查。最终企业补充了“实际控制人与政治无关”的律师声明，耗时三个月才通过。这说明：外资方需提前准备好“股权穿透图”，每一层公司的股权关系、最终控制人身份都要清晰可查，避免因“隐名控制”引发审查风险。

境内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若标的企业存在出资不实、抽逃注册资本、超范围经营、行政处罚未消除等问题，市场监管局会要求整改后再推进并购。比如某外资并购一家建筑企业时，发现企业存在500万元注册资本未实缴的情况，市场监管局要求股东先补足出资，否则并购后的企业无法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企业最终通过股东借款补足出资，才得以继续并购。因此，建议企业在尽调阶段就聘请专业团队对标的企业进行“体检”，提前解决历史问题，避免在审查环节“卡壳”。

反垄断审查

反垄断审查是外资并购中的“核心关卡”，直接关系到市场竞争格局和消费者权益。根据《反垄断法》及《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若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上一年度全球合计营业额超过120亿元人民币，且境内合计营业额超过20亿元人民币；或中国境内营业额超过8亿元人民币，就必须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经营者集中”。未申报即实施并购的，俗称“抢跑”，可能被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10%的罚款——2022年某外资并购案中，企业误以为“境内营业额未达标”，结果被罚款5000万元，教训深刻。我曾协助一家外资企业并购国内某动力电池企业时，提前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营业额测算”，发现双方境内合计营业额刚好卡在“20亿元”的临界点，最终选择主动申报，虽然审查耗时6个月，但避免了“抢跑”风险。

市场份额是反垄断审查的“核心指标”。市场监管局会重点评估并购后相关市场份额是否过高（通常超过50%被视为“可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是否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比如某外资并购国内某空调压缩机龙头企业时，双方合计市场份额达65%，审查机构认为并购会导致“空调压缩机市场价格上涨、创新动力不足”，最终附加了“剥离部分产能”“开放技术许可”的限制性条件。企业为通过审查，不得不将年产能10万台的压缩机生产线剥离给国内竞争对手，虽然完成了并购，但市场份额大幅下降。这说明：企业在并购前必须进行“竞争影响评估”，若市场份额过高，需提前设计“救济方案”（如业务剥离、开放供应链等），才能顺利通过审查。

救济措施的履行是审查后的“关键动作”。对于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案件，企业需在规定期限内（通常12-24个月）履行承诺，并接受市场监管局的监督。我曾协助某企业处理并购后的业务剥离，需确定剥离业务的范围（如某区域销售权）、购买方（需符合“独立第三方”要求），并提交独立第三方出具的《评估报告》。整个过程涉及多轮谈判，仅购买方筛选就耗时3个月，任何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未通过验收”。因此，建议企业组建由律师、会计师、行业专家组成的“专项小组”，制定详细的“履行时间表”，定期向市场监管局提交《进展报告》，确保救济措施落实到位。

国家安全审查

国家安全审查是外资并购中的“敏感环节”，也是企业最容易“踩雷”的领域。根据《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若并购涉及军工、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重要文化产品和服务、重要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品和服务、重要金融服务、关键技术等领域，或并购方实际控制人来自敏感国家/地区，就可能触发国家安全审查。2021年某外资并购国内某半导体设计企业时，因涉及“人工智能芯片”关键技术，被国家安全审查否决，成为行业典型案例。这说明：企业不能仅关注“商业利益”，还需评估并购是否触及“国家安全红线”。

审查流程分为“初步审查”和“进一步审查”，前者30天，后者60天（可延长）。审查机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主要关注“对国家安全的实际影响”，包括核心技术控制权、供应链稳定性、关键数据安全等。比如某外资并购某新能源汽车电机企业时，因企业掌握“驱动电机核心技术”且涉及国防配套，被要求承诺“核心技术不转移至境外”“接受国家安全部门定期监管”。企业最终签署了《国家安全承诺书》，并设立了“技术安全专员”岗位，才得以通过审查。这提醒我们：若并购涉及敏感领域，企业需提前准备《国家安全影响评估报告》，主动向审查机构说明“不会危害国家安全”的具体措施，争取“主动通过”而非“被动审查”。

未通过国家安全审查的后果是“终止并购”。若审查认定并购“危害国家安全”，需立即停止实施，并限期处分股份或资产。我曾遇到某外资企业，在并购某国内数据库企业时，因未意识到“数据库技术”属于“重要信息技术”，未主动申报国家安全审查，结果被举报后进入审查程序。最终认定“并购可能导致国家数据安全风险”，企业不得不以“亏损20%”的价格出售已收购的股权，不仅损失惨重，还影响了其在华声誉。因此，建议企业在并购前通过“行业主管部门咨询”“第三方安全评估”等方式，判断是否可能触发审查，必要时“放弃并购”，避免“得不偿失”。

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是审查中的“诚信底线”，也是市场监管局判断并购是否合规的“核心依据”。根据《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管理办法》，企业需提交的材料包括：投资主体身份证明、并购协议、被并购企业审计报告、股权结构图、业务说明、关联关系声明等。若隐瞒关联关系、虚增营业额、遗漏重大债务，不仅会导致审查不予通过，还可能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影响企业信用。比如某外资并购某医药流通企业时，故意隐瞒了被并购企业存在1亿元未披露的对外担保，审查中发现后，企业被要求补充披露并承担“罚款50万元”的处罚，并购进程延误3个月，最终还导致合作方对企业的诚信产生质疑。

真实性的核查是审查的“重点环节”。市场监管局会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如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是否规范）和“实质审查”（如数据是否真实、逻辑是否一致）。对于外资方的“实际控制人”，需穿透核查至自然人、法人或国家，若存在多层控股，需提供每一层公司的股权结构图、最终控制人身份证明。我曾协助某外资企业准备材料，其实际控制人为某外国退休政要，需提供其身份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甚至要求说明“政要亲属与企业的关系”。整个过程耗时2周，任何一份材料缺失都会导致审查暂停。这说明：信息披露“细节决定成败”，企业需安排专人“逐项核对”，确保材料“零差错”。

信息披露的“动态更新”同样重要。若并购过程中出现重大变化（如标的资产价值大幅波动、新增重大诉讼、政策调整等），需及时向市场监管局提交《补充报告》。比如某外资并购某互联网企业时，因行业政策调整（如数据安全法实施），导致标的估值下降30%，企业主动提交了《估值调整说明》和《数据合规整改方案》，审查机构认可其“诚信态度”，未影响并购进程。相反，我曾见过某企业因担心“估值下降影响并购”，隐瞒政策变化，结果在后续尽调中被发现，不仅被罚款，还导致并购终止。因此，建议企业建立“动态跟踪机制”，指定专人关注并购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备”，避免“因小失大”。

合规整改

合规整改是审查后的“必经之路”，也是企业将“问题清单”转化为“合规清单”的关键过程。市场监管局在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如股权结构不符合规定、业务范围超许可、历史遗留问题等），企业需制定“整改方案”并限期落实。常见问题包括：外资方在限制领域未达到“中方控股”要求（如汽车制造领域）、标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但计划用于商业开发等。比如某外资并购某房地产企业时，因项目土地存在“抵押”状态，市场监管局要求先解除抵押，否则不予办理并购变更登记。企业最终通过引入第三方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解除了原抵押，才得以顺利过户。这提醒我们：整改需“对症下药”，提前评估“整改可行性”，避免“整改无门”。

整改时限和监督是审查的“保障机制”。市场监管局会根据问题严重程度确定整改期限（一般30-90天），并要求提交《整改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如许可证延续文件、股东会决议、第三方验收报告等）。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如环保不达标），可能联合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进行“联合验收”。我曾协助某外资企业处理环保整改，需完成“废气处理设施升级”并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验收。企业原计划1个月内完成，但设备采购周期超预期，最终申请延期15天，并提交了《延期说明》，才得以通过验收。这说明：整改需“留足时间”，提前考虑“供应链、审批流程”等外部因素，避免“赶工期”导致整改不达标。

整改不力的后果是“撤销登记”。若企业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规定，市场监管局可能撤销并购变更登记，恢复并购前状态。我曾见过某外资企业因“注册资本未补足”被撤销登记，不仅需要重新办理并购手续，还导致已签署的《供货合同》违约，损失超过千万元。因此，建议企业对审查意见“逐条回应”，制定“整改时间表”，并邀请专业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协助整改。比如某外资并购某制造业企业时，因存在“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问题，企业聘请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完成整改，并提前15天提交验收申请，最终顺利通过审查，实现了“零瑕疵”整改。

后续监管

后续监管是并购完成后的“持续考验”，也是企业从“合规并购”走向“合规经营”的关键阶段。市场监管局通过“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报告”“重大事项变更”等方式，对并购后的企业进行“全周期监管”。根据《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管理办法》，企业需在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提交《外商投资年度报告》，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如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经营状况（如营收、利润）、股权变化、投资方实际控制人等。若未按时报送，可能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影响企业在招投标、贷款、上市等方面的信用。比如某外资并购后未及时提交年度报告，导致企业在参与政府招标时被拒绝，最终补报后才恢复正常。这说明：后续监管不是“走过场”，企业需建立“定期报告机制”，避免“因小失大”。

重大事项变更需“及时申报”。若企业在并购后发生注册资本增减、经营范围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股权转让等重大事项，需在30日内向市场监管局提交《变更登记申请》。我曾见过某外资企业因“经营范围变更”未及时申报，被罚款1万元。原来，企业在并购后增加了“医疗器械销售”业务，但未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变更，市场监管局认为其“超范围经营”，要求整改并处罚。这说明：重大事项变更需“同步办理”许可证和工商登记，避免“程序颠倒”导致违规。

信用监管是后续的“长效机制”。市场监管局将企业合规情况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若存在虚假披露、未履行承诺、违反反垄断规定等行为，可能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面临联合惩戒（如限制高消费、限制担任法定代表人、限制参与政府采购等）。因此，建议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设立“合规专员”岗位，定期自查自纠（如每年开展“合规审计”），确保始终符合监管要求。比如某外资企业并购后，制定了《合规手册》，涵盖反垄断、数据安全、劳动用工等10个领域，每季度向市场监管局提交《合规报告》，主动接受监督，企业信用始终保持“良好”状态，为后续融资、扩张奠定了基础。

总结来看，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市场监管局审查流程，是一场涉及“法律、财务、行业、政策”的“综合考试”。企业需从“主体资格”入手，筑牢“合规基础”；通过“反垄断审查”“国家安全审查”，守住“竞争红线”和“安全底线”；做好“信息披露”，践行“诚信原则”；落实“合规整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接受“后续监管”，实现“长效合规”。作为从业14年的财税秘书，我深刻体会到：外资并购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全周期合规管理”的过程。企业只有提前准备、专业应对，才能在“开放的中国市场”中行稳致远。 加喜财税秘书在外资并购市场监管审查领域深耕多年，我们始终秉持“专业、严谨、高效”的服务理念，协助客户从“材料准备”到“风险排查”，从“整改落实”到“后续监管”提供全流程支持。我们曾帮助某外资企业通过“股权穿透核查”顺利通过主体资格审查，协助某企业设计“业务剥离方案”满足反垄断审查要求，也曾指导某企业完成“数据合规整改”通过国家安全审查。我们认为，外资并购的核心是“合规先行”，只有将风险控制在“事前”，才能实现“并购共赢”。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政策动态，提升专业能力，为企业提供更精准、更高效的审查合规服务，助力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落地生根、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