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协议中如何处理股权分红？

# 股权协议中如何处理股权分红？ 在创业浪潮席卷的今天，"股权"已成为连接创业者、投资者与核心团队的纽带。然而，随着公司发展壮大，"股权分红"这个看似简单的环节，却常常成为引爆矛盾的导火索——有的团队因未明确分红条件，在公司盈利时陷入"分不分、分多少"的无休止争论；有的股东因分红比例约定模糊，导致实控人与小股东对簿公堂；更有甚者，因税务承担划分不清，让股东实际到手的分红"缩水"引发信任危机。作为在加喜财税秘书深耕12年、参与过上千家股权协议设计的从业者，我见过太多因分红条款疏忽而前功尽弃的案例。事实上，股权协议中的分红条款绝非"能分就分、不能分就不分"的简单表述，它需要兼顾法律合规、商业逻辑与团队情感，是平衡股东利益、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本文将从分红条件、比例分配、时间节点、特殊情形、税务承担及争议解决六个维度，结合实战案例与法律实践，为您拆解股权协议中分红条款的设计要点，助您避开"分红的坑"，让股权真正成为凝聚团队而非分裂团队的纽带。

分红条件设定

股权协议中的分红条件，是决定股东能否获得分红、何时获得分红的核心门槛。从法律层面，《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同时，若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决议规定更低的提取比例，或者不提取法定公积金的，必须经股东会决议。这意味着，任何分红都必须以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为前提，这是法定分红条件，也是股权协议中必须明确的基础性条款。但在实践中，仅满足法定条件往往不够——很多公司会在协议中约定额外的"约定分红条件"，例如要求公司年度净利润达到特定数额、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超过一定比例，或现金流为正等。这些约定条件的本质，是通过业绩指标将股东利益与公司发展深度绑定，避免股东在公司尚未具备持续盈利能力时就急于"套现"，损害公司长期竞争力。举个例子，我曾服务过一家科技型初创企业，创始团队在协议中约定："公司在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超过500万元后，方可启动年度分红。"这一条款看似严苛，却有效避免了股东在公司研发投入期因短期利益诉求干扰战略决策，最终公司在第三年实现盈利后，股东们因前期共识顺利完成了首期分红，团队凝聚力反而得到提升。

设定分红条件时，需特别注意"可量化"与"灵活性"的平衡。所谓"可量化"，是指条件指标必须清晰、可衡量，避免使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等模糊表述。例如，某餐饮连锁企业在协议中约定"当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上一年度或同行业平均水平孰高者"，既明确了"净利润"这一核心指标，又通过"孰高原则"保留了灵活性，避免因市场环境波动导致分红条件无法达成。而"灵活性"则体现在对特殊情况的兜底条款——例如，若公司因战略扩张需要大量资金（如开设新门店、并购上下游企业），股东会可通过决议暂缓分红，但需明确"暂缓期限不超过12个月""需提前30日通知全体股东"等程序性要求，防止大股东滥用"暂缓分红"权利损害小股东利益。在加喜财税秘书的工作中，我们曾遇到某教育机构因未约定"暂缓分红"程序，导致大股东以"扩张需要"为由连续三年不分红，小股东虽持有30%股权却长期无法获得回报，最终只能通过诉讼维权。这一教训提醒我们：分红条件不仅要明确"何时分"，更要约定"特殊情况如何处理"，才能为股东权益上"双保险"。

此外，分红条件还需与公司发展阶段相匹配。对于初创期企业，建议设定较高的盈利门槛或"累计盈利"条件（如"累计净利润超过1000万元后，方可开始分红"），确保资金优先用于业务扩张；对于成熟期企业，则可降低盈利门槛，增加"半年度分红"或"临时分红"机制，满足股东对现金回报的合理预期。我曾接触过一家成立8年的智能制造企业，其股权协议将分红条件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期（1-3年）"需连续两年净利润超2000万元"；成长期（4-6年）"年度净利润超1500万元即可分红"；成熟期（7年以上）"只要当年度净利润为正，且弥补亏损后可分配利润超上一年度80%，即可启动分红"。这种动态调整的分红条件设计，既保障了公司发展初期的资金需求，又让股东在成长期获得持续回报，最终实现公司价值与股东利益的同步增长。

比例分配规则

分红比例的确定，是股权协议中最核心也最敏感的条款——它直接关系到每个股东能从公司利润中分得多少"蛋糕"。从法律原则看，《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同股同权"并非绝对，股权协议完全可以通过约定打破"实缴出资比例"的常规分配模式，形成更具个性化的分红规则。在实践中，常见的分红比例分配方式包括：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按股权比例分配、按股东贡献度分配、混合模式分配等。选择哪种方式，需结合公司性质、股东结构及发展阶段综合判断。例如，对于资金驱动型公司（如房地产、制造业），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更公平；对于人力密集型公司（如科技、咨询），若核心技术股东以技术入股而非现金出资，按股权比例分配可能无法体现其贡献，此时可约定"技术股股东在分红时享受1.2倍系数"或"基础分红比例+贡献奖励"的混合模式。

约定分红比例时，需特别注意"实缴出资"与"认缴出资"的区别。很多创业者误以为"认缴多少就分多少"，但根据《公司法》，分红权以"实缴"为前提。例如，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A股东认缴600万元（实缴200万元），B股东认缴400万元（实缴400万元），若按认缴比例分配，A应分60%、B分40%；但若按实缴比例，A仅分33.3%、B分66.7%。若协议中未明确"实缴出资比例"，极易引发争议。我曾处理过一个案例：某互联网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创始团队三人认缴比例分别为50%、30%、20%，但实际出资时，仅实缴了100万元（三人按50%、30%、20%实缴）。公司第一年盈利50万元，分红时大股东主张按认缴比例分（25万、15万、10万），但小股东认为应按实缴比例分（16.65万、10万、6.65万），最终因协议中未明确"分红基数"计算方式，不得不重新协商，不仅拖延了分红时间，还影响了团队信任。这一教训告诉我们：分红比例条款必须明确"以实缴出资比例为计算基础"或"以认缴出资比例为计算基础"，避免歧义。

对于存在"同股不同权"或"特殊股东"（如创始股东、投资人、员工持股平台）的公司，分红比例还需体现差异化对待。例如，投资人通常会要求"优先分红权"——即在普通股东分红前，优先按投资本金的一定比例（如8%）获得分红；员工持股平台则可能约定"分红递延"——即员工获得的分红需分3-5年解锁，与服务期限挂钩，避免核心人才短期套现离职。在加喜财税秘书的工作中，我们曾为一家生物医药企业设计分红条款：投资方享有"年化8%的优先分红权"，若公司净利润不足支付优先分红，则累计至下一年度补足；普通股东（创始团队+核心员工）在支付优先分红后，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但创始团队股东需将其分红额的30%留存在公司作为"发展储备金"，用于后续研发投入。这种差异化设计既保障了投资人的稳定回报，又激励了创始团队长期投入，最终实现了三方利益的平衡。

最后，分红比例并非一成不变，股权协议中可约定"动态调整机制"。例如，若公司连续三年净利润增长率超过30%，可提高创始团队的分红比例5%；若公司未达到年度业绩目标，则降低大股东的分红比例10%。这种"业绩挂钩"的动态调整，能让分红比例成为激励股东共同努力的"指挥棒"，而非固定不变的"利益分配表"。需要注意的是，动态调整机制需明确触发条件、调整幅度及决策程序（如需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避免因调整规则模糊引发新的争议。

时间节点约定

分红时间节点的约定，关乎股东对现金回报的预期管理，也影响公司的现金流规划。从法律层面，《公司法》对分红时间没有强制性规定，完全由股东会决议或股权协议约定。但在实践中，时间节点不明确往往是分红争议的高发区——有的公司口头承诺"年底分红"，却因各种理由拖延至次年甚至第三年；有的股东要求"季度分红"，却未考虑公司季节性现金流波动，导致公司运营压力剧增。因此，股权协议中必须明确分红的具体时间节点，包括"分红周期"（年度、半年度、季度或临时分红）、"分红决策程序"（何时召开股东会、何时形成决议）、"分红支付期限"（决议后多少日内支付）等关键要素，让股东对公司分红节奏有稳定预期，也让公司现金流管理有章可循。

分红周期的选择，需与公司的商业模式及现金流特征相匹配。对于大多数成熟企业，"年度分红"是最常见的选择——它既能让公司有充分时间进行年度审计、确认净利润，又能避免频繁分红增加财务核算成本。但对于现金流充裕、业务稳定的公司（如公用事业、消费零售），"半年度分红"或"季度分红"可能更合适，能向股东提供更稳定的现金回报。而对于初创期或高成长性企业，"临时分红"机制（即在特定条件下，如获得大额融资、处置重大资产后，可临时启动分红）则能灵活应对资金需求。例如，我服务过一家新能源企业，其股权协议约定："年度分红为主，若公司在半年度末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超过2000万元，且下半年无重大资本支出计划，可启动半年度分红；若公司获得单笔超5000万元融资且资金到账后30日内，股东会可决议临时分红，金额不超过可分配利润的20%。"这种"常规+临时"的分红周期设计，既保障了股东的基本回报，又为公司战略发展保留了灵活性。

分红决策程序的明确，是避免"分红拖延"的关键。协议中需约定"分红启动时间"（如年度分红需在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启动）、"股东会召开时限"（如需在分红启动后15日内召开股东会审议分红方案）、"表决通过标准"（如普通决议需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通过，特别决议需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同时，为防止大股东滥用表决权拖延分红，可增加"小股东提案权"条款——即持有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自行提议分红方案，并提交股东会审议。在加喜财税秘书的案例库中，有一个典型案例：某贸易公司因大股东长期不提议分红，小股东虽持有25%股权却连续五年未获得任何回报，最终通过协议中"小股东提案权"条款，成功推动股东会审议分红方案，拿到了应得的分红。这一案例说明：明确的决策程序+小股东保护机制，是打破"分红僵局"的有效武器。

分红支付期限的约定，直接关系到股东的"获得感"。协议中需明确"分红支付的最迟时间"（如股东会通过分红方案后30日内支付）、"支付方式"（银行转账、现金等）、"逾期责任"（如逾期按同期LPR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尤其对于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还需遵守证监会关于"利润分配"的监管要求（如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避免因分红支付违规引发监管风险。对于非公众公司，虽然监管要求相对宽松，但"逾期责任"条款仍不可少——它能倒逼公司按时履行分红承诺，维护股东信任。我曾遇到一家制造业企业，因未约定"逾期责任"，在股东会通过分红方案后，因资金紧张拖延了6个月才支付分红，导致小股东以"违反分红协议"为由提起诉讼，最终不仅支付了逾期利息，还承担了诉讼费用，得不偿失。

特殊情形处理

股权协议中的分红条款，不仅要处理"常规盈利"情况，更要预设"特殊情形"下的处理规则——如公司亏损、股权转让、减资、合并分立等异常情况，这些情形下能否分红、如何分红，往往是争议的焦点。若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轻则股东间扯皮，重则导致公司决策陷入僵局。因此，对特殊情形的"预先约定"，是股权协议成熟度的重要体现，也是保障公司稳健运营的"安全网"。

公司亏损时的分红处理，是最常见的特殊情形。根据《公司法》，公司亏损时，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不得分配利润，这是法定底线。但实践中，部分股东可能通过"虚增利润""隐瞒亏损"等手段违规分红，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因此，股权协议中需明确"亏损定义"（如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未分配利润为负）、"亏损弥补期限"（如需在亏损发生后两个会计年度内弥补完毕）、"亏损期间分红禁止条款"。同时，为防止股东通过"会计操作"规避亏损认定，可约定"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例如，某电商企业在协议中约定："若公司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负，或当年度净利润为负，则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红；若股东会违反此规定强行分红，各股东需按分红比例返还分红款，并赔偿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这一条款从"事前禁止"与"事后追责"两个层面，堵住了亏损分红的漏洞。

股权转让后的分红权归属，是另一个易产生争议的环节。核心问题在于："股权登记日"前后的分红权应属于原股东还是新股东？"股权登记日"是公司确定股东名册的截止日期，只有在登记日之前在公司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才能享有该次分红权。因此，股权协议中必须明确"分红权登记日"的确定方式（如"在股东会审议分红方案后，由董事会确定股权登记日，并提前15日通知全体股东"），以及"股权转让与分红权的衔接规则"（如"在股权登记日之前转让股权的，该股权对应的分红权归原股东所有；在股权登记日之后（含登记日）转让股权的，分红权归新股东所有"）。我曾处理过一个典型案例：某科技公司股东张某在2023年3月1日将其持有的10%股权转让给李某，公司于2023年4月10日召开股东会审议分红方案，并确定2023年4月20日为股权登记日。张某认为股权登记日在其转让股权之后，分红权应归李某所有；李某则认为股权登记日在股权转让之后，但分红对应的是2022年度利润，张某作为原股东应享有分红权。最终因协议中未明确"分红权对应期间与股权登记日的衔接规则"，双方不得不通过诉讼解决，耗时8个月才达成调解。这一教训提醒我们：股权转让与分红权的衔接，必须明确"分红权对应期间"（如"2023年度分红权对应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利润"）与"股权登记日"的关系，避免"时间差"引发争议。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下的分红处理，同样需要预先约定。当公司减资时，股东获得的减资款是否属于"分红"？根据《公司法》，减资是指公司减少注册资本，需股东会决议并公告，其本质是股东收回部分出资，而非利润分配。因此，若协议中未明确，可能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股息、红利所得"，征收20%个人所得税。为避免税务风险，股权协议中需区分"减资款"与"分红款"，明确"减资不视为分红"，并约定"减资时的资金返还顺序"（如按股东持股比例返还，或按实缴出资比例返还）。对于公司合并分立，需明确"合并分立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如何处理"——是合并后公司继续享有，还是由原股东按持股比例分配？例如，某集团公司在协议中约定："若公司被合并，合并前公司未分配的利润，由合并后公司继续用于经营，不向原股东分配；若公司分立，分立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按分立后各公司的资产比例分配给各公司。"这样的约定，既保障了公司合并分立的顺利进行，又避免了股东因"利润分配"问题阻碍重大决策。

税务承担划分

股权分红涉及的税务问题，是股东实际收益的"隐形杀手"——很多股东只关注"分红总额"，却忽略了分红背后的税务成本，导致实际到手的金额远低于预期。根据我国税法规定，自然人股东从公司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需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法人股东从其他居民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免税待遇（如直接投资且持股比例超过20%，持股期限超过12个月）。但税务承担的划分（即"由谁缴税、税款由谁支付"），并非完全由税法决定，而是可通过股权协议约定。若协议中未明确，极易引发"公司代扣代缴后股东不愿承担"或"股东要求公司承担税款"的纠纷。因此，税务承担的划分，是股权协议中不可或缺的"财务条款"，直接影响股东的净收益与公司的现金流。

明确"纳税主体"是税务承担划分的前提。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企业所得税法》，股息、红利所得的纳税义务人是股东（自然人或法人），公司仅为"扣缴义务人"。这意味着，无论协议如何约定，税务上的"纳税人"始终是股东，公司需依法代扣代缴税款。但在实际操作中，股权协议可约定"税款承担方式"：一是"股东承担"，即公司代扣代缴后，税款从分红款中直接扣除，股东获得税后分红；二是"公司承担"，即公司额外支付税款，股东获得税前分红。从商业实践看，"股东承担"是更常见的选择——它符合"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也避免了公司因承担税款导致现金流减少。但若公司有特殊需求（如为吸引投资人，承诺"税前分红"），也可约定"公司承担"，不过需明确"公司承担的税款不计入公司费用，需从税后利润中列支"，避免因违规列支损害债权人利益。例如，某投资公司在协议中约定："投资方获得的分红为税前分红，公司需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由公司承担该税款。"这一约定虽增加了公司成本，但成功吸引了投资人注资，实现了双赢。

区分"不同类型股东"的税务处理，是税务承担划分的关键。自然人股东与法人股东的税务政策不同，境内股东与境外股东的税务政策也不同（如境外股东需缴纳10%的预提所得税，若税收协定有优惠则可按协定税率执行）。因此，股权协议中需按股东类型分别约定税务承担方式。例如，对自然人股东，可约定"按分红总额的20%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款由股东承担"；对法人股东，可约定"若符合免税条件，由公司负责办理免税手续，股东获得全额分红；若不符合免税条件，按25%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代缴，税款由股东承担"；对境外股东，可约定"按10%预提所得税率代扣代缴，若股东能提供税收协定优惠证明，则按协定税率执行，税款由股东承担"。在加喜财税秘书的工作中，我们曾为一家外资企业设计税务条款时，因未区分"境外股东"与"境内股东"的税务政策，导致境外股东在分红时被多扣缴了5%的税款，后虽通过退税程序挽回损失，但影响了公司的国际声誉。这一教训说明：对不同类型股东的税务政策必须精准把握，才能避免"多缴税、少分红"的损失。

税务风险的"提前防控"，是税务承担划分的延伸。除了明确税款承担方式，股权协议中还可增加"税务合规条款"，要求股东提供完税证明、配合公司办理税务手续，若因股东原因（如提供虚假信息、拒不配合代扣代缴）导致公司遭受税务处罚，由股东承担全部损失。同时，对于"利润分配"与"股权转让"的税务区分，也需在协议中明确——例如，股东通过"股权转让"获得的收益，需缴纳"财产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以转让收入减除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与"股息红利所得"的计税方式不同。若协议中未明确，可能被税务机关认定为"以股权转让名义掩盖分红避税"，导致税务稽查风险。因此，股权协议中可约定"股东转让股权时，需书面说明转让价格构成，确保符合税法规定，若因价格不透明导致税务争议，由股东承担补税及滞纳金"。通过这样的条款设计，既能保障公司的税务合规，也能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争议解决机制

股权协议中再完善的分红条款，也无法完全杜绝争议——当股东对"能否分红、分多少、何时分"产生分歧时，如何高效、公平地解决争议，成为保障公司稳定运营的"最后一道防线"。若争议解决机制缺失，股东可能陷入"协商无果、投诉无门、诉讼漫长"的困境，不仅影响股东关系，更可能拖垮公司发展。因此，股权协议中必须预设"争议解决路径"，明确"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先后顺序、适用情形及管辖机构，让争议解决"有章可循、有路可走"。

"协商优先"是争议解决的基本原则。股权协议中可约定"股东之间因分红产生争议时，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期限为30日，自争议一方书面提出协商请求之日起计算"。协商的优势在于成本低、效率高、关系修复快——毕竟股东之间往往是"利益共同体"，对抗并非最优选择。在加喜财税秘书的案例中，有一家文化创意企业，因年度分红比例争议，创始团队与小股东僵持了两个月，后我们建议双方坐下来协商，通过"调整次年分红系数"（小股东当年分红比例降低5%，但次年提高至55%）的方式达成一致，不仅解决了当期争议，还通过"让步-补偿"机制增强了互信。这一案例说明：协商并非"无原则妥协"，而是基于公司整体利益的"灵活调整"，往往能实现"双赢"。

协商不成的，可引入"第三方调解"。股权协议中可约定"若协商期满未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可请求公司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专业商事调解机构进行调解；调解期限为60日，调解期间不停止公司正常经营"。调解的优势在于"中立性"与"专业性"——调解员通常由法律、财务、行业专家担任，能客观分析争议焦点，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例如，某科技公司因"临时分红"争议，大股东主张"资金用于研发暂不分红"，小股东要求"立即分红"，调解员通过测算公司未来12个月的现金流需求，提出"先支付30%临时分红，剩余70%留作研发储备"的方案，最终被双方采纳，避免了诉讼对公司声誉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调解协议需经双方签字确认并具有法律约束力，若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调解不成的，"仲裁"或"诉讼"是最终解决途径。股权协议中需明确"争议解决方式"（选择仲裁或诉讼，二选一，不可同时选择），并约定"管辖机构"（如仲裁委员会、法院）与"适用法律"（通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仲裁的优势在于"一裁终局、保密性强、专业高效"——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不可上诉，且仲裁过程不公开，适合注重隐私的股东；诉讼的优势在于"程序严谨、可上诉、执行力度强"，但耗时较长、成本较高。对于股东人数较少、争议金额不大的公司，仲裁可能是更优选择；对于股东人数众多、争议金额巨大或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司，诉讼可能更合适。例如，某上市公司因"年度分红方案"被小股东起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未履行法定分红决策程序"，判决公司重新制定分红方案，这一判例不仅维护了小股东权益，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参考。无论选择仲裁还是诉讼，股权协议中需明确"管辖条款"的效力，避免因"管辖约定不明"导致争议无法及时解决。

总结与展望

股权协议中的分红条款，绝非简单的"利益分配表"，而是平衡股东权益、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从分红条件的设定到比例分配的规则，从时间节点的约定到特殊情形的处理，从税务承担的划分到争议解决机制，每一个环节都需兼顾法律合规、商业逻辑与团队情感。作为在加喜财税秘书工作12年的从业者，我深刻体会到：一份好的分红条款，能让股东"心中有数、行为有度"，让公司"有钱发展、有力分红"；而一份疏漏的条款，则可能成为引爆矛盾的"导火索"，让股权从"纽带"变成"枷锁"。 未来，随着ESG（环境、社会、治理）理念的普及，分红条款的设计将不再仅关注"短期利益分配"，而是更多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例如，约定"若公司年度环保投入未达营收的3%，则分红比例下调10%"，或"员工持股平台的分红需与员工满意度指标挂钩"。这种"利润与责任并重"的分红设计，将让股权协议更好地服务于公司长期价值创造。同时，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智能合约在分红条款中的应用也将成为可能——通过代码自动执行分红条件、比例、时间等约定，减少人为干预，提高争议解决效率。无论如何变化，分红条款的核心始终是"平衡"：平衡股东与公司的利益，平衡短期回报与长期发展，平衡规则刚性与灵活性。 作为创业者与股东，我们需要记住：股权协议的终极目标，不是"分清利益"，而是"凝聚人心"。只有在分红条款中充分尊重各方诉求、预设各种可能性，才能让股权真正成为"共同奋斗的见证"，而非"分道扬镳的起点"。

加喜财税秘书见解总结

在加喜财税秘书12年的股权协议服务经验中，我们发现90%的分红争议源于条款"模糊化"与"静态化"。我们认为，一份科学的分红条款应做到"三个结合"：一是"法律框架与商业需求结合"，既要符合《公司法》底线，又要适配公司发展阶段；二是"规则明确与灵活调整结合"，既要有量化指标，又要预留特殊情形的弹性空间；三是"股东利益与公司发展结合"，既要满足股东合理回报预期，又要保障公司长期资金需求。此外，分红条款并非"一签不变"，建议每年结合公司经营状况与股东诉求进行动态优化，真正实现"分的是利润，聚的是人心"。